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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首要大事便是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然而，由于目前存在着就业难的客观现实，某些用人单位动辄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甚至随心所欲———或者随意处置双方的法律关系，不是拒签劳动合同，就是在订立的合同条款上显失平等；或者不合理地加大工作指标、压低劳动报酬，甚至不给劳动者缴纳“四金”。因此，学习与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成为每一位大学毕业生今后畅行职场的必修课。 劳动合同应以书面形式订立 我国《劳动法》和《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均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但目前仍有某些用人单位逃避约束，以各种借口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对此，有关专家对劳动者提出两条建议：与其“任其宰割”，不如趁早远离这样的单位；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签约过程中具有知情权《条例》第八条规定：“劳动者在订立劳动合同前，有权了解用人单位相关的规章制度、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情况，用人单位应当如实说明。”知情权指劳动合同当事人了解有关信息的权利，通过当事人行使而实现。 换句话说，《条例》虽未规定当事人有义务主动告知对方每一个与工作有关的细节，但只要对方询问，就必须提供有关信息，而且，必须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以避免欺诈等情况的出现。 劳动合同必具七项条款《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劳动合同期限；（二）工作内容；（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四）劳动报酬；（五）劳动纪律；（六）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专家建议，签订合同时，劳动者可参照单位和社会的平均标准或一般标准。同时，国家对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工时、劳动安全保护等所作规定，也可作为参照。另需指出的是，社会保险在我国属法定保险，因而未被列入必备条款。 用人单位不得收取定金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违反规定的，应由公安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立即退还劳动者本人。 最低工资不包括四项内容 晨报记者在今年5月曾经报道，本市一些单位、企业每月支付员工600元工资，其中包含交通费、伙食费等所有费用。这些用人单位称，600元工资已高于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535元，因此符合国家政策标准。 对此，本市劳动部门有关人士指出，最低工资不包括4项内容，即企业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加班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津贴；个人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伙食补贴（饭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用人单位所发工资数额是否符合最低工资标准，要看除去上述4项内容后是否低于535元，如果低于该标准，劳动者可拨打电话83666向劳动部门投诉。 超时工作与加班费据悉，某些民营企业尤其计件制单位，经常加大生产指标迫使劳动者工作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对此，《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如果“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超过36小时”。亦即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另外，如果劳动者同意延长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劳动报酬（休息日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劳动报酬，法定休假日则须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劳动报酬）。 对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可责令其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支付赔偿金。 非沪籍毕业生在沪就业也须办理“三金” 外地来沪就业的某高校毕业生应聘一家私营企业，但企业以该毕业生无上海户口而拒绝为其缴纳“三金”。 对此，有关人士指出，根据《上海市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有为在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在职人员有为自身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在职人员由所在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和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于没有上海户口的外地员工，可凭借人事局办理的居住证（居住年限标明一年或一年以上）要求企业帮助办理养老保险；没有居住证者可持外劳力就业证，办理外劳力综合保险。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均为公司承担养老保险5%、医疗保险12%、失业保险2%；个人承担养老保险7%、医疗保险2%和失业保险1%。 试用期不能单独约定 试用期是劳动合同当事人为相互了解对方的情况而约定的特定期限，而现在有些单位却将试用期作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一个手段。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不满六个月的，不得设试用期；满六个月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满一年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劳动合同当事人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由此可见，试用期与劳动合同期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试用期应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其次，试用期内劳动者可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则必须能够证明劳动者不符合招工录用条件方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其三，仅约定试用期的，该期限即为劳动合同期限，据此，前述双方在试用期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也不复存在。 服务期与违约金 服务期是用人单位在招收或使用劳动者的过程中提供特殊待遇后，与劳动者协商确定的一个附属期限。所谓特殊待遇应具有两个特征：首先，这种待遇不是法律规定的待遇；其次，不是用人单位为本单位所有劳动者提供的普遍待遇，而是只提供给特定的劳动者。《条例》罗列了三种情形：一是用人单位出资招用新员工，如用人单位为原本户口在外地的新员工出钱办理户口进沪；二是用人单位为员工出资培训；三是用人单位给员工有特殊待遇，如提供一套房子、一辆车子等。 在服务期内，劳动者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任意跳槽，否则，将根据《条例》第十七条承担赔偿违约金的责任。 劳动合同可“终结”就业协议书今年本市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新增加的条款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签订后，就业协议书即失效。 但需强调，劳动合同“终结”就业协议书的“效用”目前仅适用于上海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目前为止这是上海版就业协议书上的一项新增内容。 争议包括范围 《劳动法》指的劳动争议，指中国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下列劳动争议：一是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是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相应处理方法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在60日内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如果超过了法定期限60日内怎么办？有关专家指点，当事人仍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待仲裁委员会作出“驳回”的裁决后，再凭这个“驳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学术堂整理了一篇5000字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 范文题目：试析习惯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