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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 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 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