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吧啦巴尔
从格式来说，最常见的也就是三段论，这个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好拿分的。第一段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段进行论述，最后一段再次对观念总结强调。题目别忘记写了。在论述过程中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论述，（别是经济类的论文就只写经济方面，也要说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论述是结合自身观点可以适当穿插一些史实，增加说服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别跑题。跑题不要让阅卷一眼看出跑题就行。还有就是字体好看不好很重要，还有就是排版。阅卷时，一般不会看太长时间，印象分主要就是字体和排版。三段论排版是蛮不错。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①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② ，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⑥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 ⑧ 。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 ⑧ 。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 。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 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