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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在中国的南方有一支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的区域文化——楚文化，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识。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做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被唐代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其所著《道德经》一书，仅5000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涵盖天地，包罗万象，历来被人们称为“哲理诗”。庄子祖上系出楚国公族，后因吴起变法楚国发生内乱，先人避夷宗之罪迁至宋国蒙地，即今安徽省蒙城。庄子只做过地方漆园吏，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他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代表作品为《庄子》。《庄子》一书不仅思想丰富，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其作品想象奇特，文笔变化多端，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对于庄子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唐玄宗尊其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后世将老子与庄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的湖北佛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藐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时期道家视为“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时期道家对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我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