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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人物的:论秦始皇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嬴姓,赵氏,名政,秦庄王之子。 秦始皇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秦始皇吞并六国,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设郡县制,奠定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修驰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奠定了技术基础。但秦始皇修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的规模极为庞大,滥用民力;焚书坑儒,抑制思想,摧残文化;法令严苛,赋税重,增大了人民的负担。 我们不能仅仅把秦始皇修长城想作是滥用民力,统治残暴的体现。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事实上也是如此。文献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秦始皇只是急功近利,不计较手段,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这种想法有道理,但并非说儒家不好。后世用“外儒内法”,是一种“外柔而内刚”的政策。以伦理道德束缚人们,更容易治理天下,也正是吸取了秦一味用法家最终被推翻的教训。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秦始皇。关于社会方面的:珍惜水资源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要保护每一滴水。”如果没有了水,地球就会干裂;如果没有了水,我们人类就可能渴死;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要爱惜每一滴水,爱惜地球母亲每一滴眼泪。 只有节约用水,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水是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人类的健康是先从水来的。人可以几天不进食,但不可以几天不喝水。而现在,全球有20亿人口正处于严重缺水状况!也就是说水是20亿人生命之所系。而全世界每年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亡的儿童就有5000万人!这数字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水的危机,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现在的重中之重! 水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人人都注意节约用水,不知会有多少人从中受益;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不在意地浪费水资源,那么就可能有很多人遭受饮水困难!现在,由于许多方面都在污染水资源,且污染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可以饮用的水就越来越少。然而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要积极行动起来,节约、保护水资源。侧耳倾听,淮河在呐喊,黄河在哭泣,长江在叹息……水污染像一种持久的顽疾折磨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水库……水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水资源吧。(额,这算是《历史与社会》学科中“社会”那部分的吧)关于车的发展史的:车的发展史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 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 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 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 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 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不同时期老师留的题目不同,所以类别有点乱。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详情参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以下几方面特征加以认识: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的,这一特定区域特定人类圈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时五千年形成的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心理倾向,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有内容的完整性。 第三,作为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播延续下去,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选择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停止。教育的传承属于选择传承,即把优秀部分传承下去。因此,它具有永久的传承性。 第四,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受着时代的局限,总是一分为二的,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养料与毒素同在。对教育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具有影响的双重性。 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理想和标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们建立团结和睦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人格完善”的人文精神素质,强调“和合中庸”的和谐社会关系,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体现的中国兵家辩证法思想,也为世界所关注,《孙子兵法》被国外许多大学作为教材。 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这些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我们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心灵世界的和谐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之学、是人际和谐之学、是身心平衡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它所注重的是生命的存在问题,个人的德行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因此,它是生命存在之学、是道德践履之学、是理想人格之学、是内圣外王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是人生智慧之学。如关于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认为富与贵,都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但是,对待物质利益,不可放纵欲念,没有节制,要做到“欲而不贪”,要掌握中和适度的原则,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大思想大智慧,它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生死、富贵、夭寿并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道德学问的提升、人生境界的升华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传统哲学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三件大事,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作为人生值得忧虑的大事。主张道德自律、修身养性、慎独,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要在功名利禄、醉生梦死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追求的不是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 只有文化意识的觉醒,我们才会尊重自己的文化,才会支持其精神而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我们要对自己的政治有自信,要在世界上站稳,在国际上不为强权所欺凌,则必须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实自己,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道德资源,有此而后有力量,有原则,有决断,中国才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才能成为万邦敬仰的泱泱大国。 从认识论角度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