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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一说孔子晚年的自我总结，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应当是孔子晚年说的，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括总结，不是对别人的要求我们现在经常是对这句话进行掐头去尾地引述和引用，曲解孔子的意思特别是三十而立，我们现在很多人将其理解实在偏颇，有的人认为三十岁的时候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有的人认为三十岁要能够在社会上自立；有的人认为三十岁要开始自己的事业；有的人又认为三十岁要离开父母而自己谋生凡此种种，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但都不符合孔子这句话的本义孔子是从十五岁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的，以每十年为一个时间点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说自己在这个时候开始立志学习，并将学习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内容孔子刚出生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母亲又去世了，孔子在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早已在社会上立足了，是先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才确定要进行学习的《史记》记载鲁国大夫孟釐子去世前夸孔子是年少好学的达者，嘱咐继承人孟懿子要以孔子为师这个时候孔子只有十七岁，能够得到执政大夫这样的肯定，说明他已经立足于社会并取得相当的成就了所以接下来的三十而立，就不是指三十岁的时候开始立足社会或者取得成就这句话是说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以这个目标开创了自己今后的事业有了目标，不等于事业发展就一帆风顺，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事业开创的初期，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也会出现各种诱惑他放弃既定目标的所谓机会，说不定孔子也曾经动摇过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孔子就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不会再因为困难和诱惑而动摇了，所以“而不惑”五十岁的时候，对于社会的历史、人生的命运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了解了其中的很多规律，这就叫“知天命”了孔子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偏激作为圣人的孔子是清楚自己身上的弱点的，并且一直在努力克服人到了六十岁，经历的东西多了，雄性荷尔蒙的分泌也下降了，心态变得平和，自然开始“而耳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了，还有什么看不透的，所以就从心所欲了，但还得注意遵纪守法，即不逾矩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话，出自《论语·述而》。原文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于不善，都可以为师。《论语》中有一段记载，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没有固定的老师。《论语》中不少记载，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子贡对孔子说，子贡自己只能“闻一而知二”，颜回却可以“闻一而知十”。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和精神，也体现了与人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则。随时注意学习他人的长处，随时以他人缺点引以为戒，自然就会多看他人的长处，与人为善，待人宽而责己严。这不仅是修养、提高自己的最好途径，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虽然“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是人们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人们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往往看自己的优点和他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少。所以，重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认真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并且努力去做，还是很有意义的。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论语》通篇反反复复、絮絮叨叨都是在说君子和小人，但《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在概念上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君子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简单认为的君子就是好人，小人就是坏人。《论语》中提到的君子和小人基本上不是指他们的出身，小人出身，甚至君子和小人出身以外的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如果他们通过一定方式混入了上流社会，成为社会管理者，他们也就跻身君子之列了。从出身和身份上划分，君子和小人是不关乎道德问题的。但作为社会管理者，其人品是十分重要的，让人品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社会，社会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论语》中不断强调君子的人品，要求君子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而对于小人，他们更多地是充当执行者而不是决策和管理者，不能够也不必要像要求君子那样要求他们。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的管理者而不是执行者，因而他就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就技能教育作为他的教育方向。孔子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君子和小人，一定要让自己的学生们成为君子，不要去做小人呢？从上述两者的不同范畴就可以看出来，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君子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是那些具体技术性工作的执行者无法比及的。正是因为君子居于社会的管理层，有着如此不可估量的、长久存在的社会影响力，孔子才如此地强调君子的道德，对君子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