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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以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为特征的冷战走向结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旗帜骤然飘落，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时刻，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那些一向以“准确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们，也不曾预料全球范围的冷战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锁定在历史的时间坐标上。于是，即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遭遇质疑。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一批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出版学术刊物，设立网站，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搜集、整理、公布档案资料，资助学者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热潮中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关“coldwar”的条目达700万之多。中国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的研究和讨论，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部分高质量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互联网上的“冷战史”条目也多达28000余。他们在冷战史研究中、尤其在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理论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思路的拓展，方法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主要表现是：中俄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摆脱了与所有国家的军事冲突；同所有邻国都保持着至少是正常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互信，降低了军事对抗的可能。但中国安全环境仍然令人担忧。西方以人权、武器扩散、台湾、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为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威胁始终存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压制自由，不可能成为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也不可能成为国际事物中的可靠的伙伴。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苏联崩溃以后，中国对发达民主国家的战略意义已不复存在。阻止苏联扩张时中国是一个有用伙伴。但苏联不存在了，中国不是可资利用之物，而有可能成为对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的长期威胁。为此，美国加紧把战略重新东移，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压制和延缓中国的崛起。[①] 然而，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决定参与世界事务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分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持续、大幅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是具备一定的实力地区大国。经济增长年速度高大8%至9%，199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大国。2000年，中国的GDP达1万亿美元，已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外贸总值达47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②]在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13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此迅速全面，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即便中国经济增长率还低一些，用不了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其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额也将跻身世界前列。"[③]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可以利用已有的国际资源如核大国地位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在国际裁军和军控等某些领域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标是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和平崛起必须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减少阻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要致力于建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最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第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科技和工艺水平总体而言比较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成为困扰中国的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