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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那么，究竟如何做到“取于民有制”呢？孟子接着阐述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据此可知，按照孟子这段“制民之产”的发挥，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孟子似乎秉持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即经济决定着道德。具体来说，老百姓只有先在经济上解决了上事父母，下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等一系列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然后才能做到“趋而之善”以接受“礼义”道德教化。此即孟子所言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之类的“民之为道也”。
在先秦时代，类似这种“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制民之产”说，并非孟子独唱的一家之言，例如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子曾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其说与孟子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单就儒家思想内部而论，孟子“制民之产”理论也是沿袭了孔子关于施政次第的“富而教之”说。如《论语·子路》篇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已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然而，无论是孔子的“富而教之”，还是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制民之产”，其理论背后都不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所能彻底解释的。这是因为，孟子同样还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的论调。在《孟子》一书开篇，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时，孟子立即回应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由此可知，孟子又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经济决定论者。其实，像孟子这样看待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也是先秦时较为流行的看法，如前述先秦法家的管子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上，虽然有前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类注重经济的主张，但是，管子同样也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之类注重道德的论调。又如，儒家孔子尽管有前述“富而教之”的治国施政次第，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同样还有更多的诸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之类注重道德节操的语录。
来源：改革与战略 
孟子：“善政下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可见，对人民的教化远大于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次，开办学校，他认为：“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通过教育让人们能明白尊长有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然而，孟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民心，成王业。
孟子的仁政思想思想在当时并不完全适应社会的要求，它有其局限性和消极性的一面。孟子仁政思想体系是由君到民、由上而下的，其森严的封建等_制度，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改造，而孟子对仁政的追求我们也应该给予肯定。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然而，我们也更应该看到它的进步性，在当时，孟子能够提出民本的思想，已经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回顾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的过程中，仁政又被冠以有现代气息的新的时代意义
来源：文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