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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评传》杂感 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 一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过目不忘之能。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 三 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 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 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陈寅恪贴吧--------还有推荐-------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相关书籍多了 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 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 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 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国学数典。。。。。。。。。。。。。。。。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37岁结婚。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辑本段]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编辑本段]名字读音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恪”应读作“克”(拼音：Kè)。 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 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小逻辑》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