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麦叶
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的行为，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的鲜明立场。美、日、韩、俄、澳等国也纷纷谴责朝鲜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展开紧急磋商，并于14日通过第1718号决议，宣布对朝鲜实施包括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冻结金融资产、奢侈品禁运等多项内容的严厉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还宣布了各自进行的对朝制裁措施。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朝鲜政府于17日发表声明，称核试验是“主权国家自主的、合法的权利”，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的防御措施”。声明称安理会决议是根据美国的脚本拟定的对朝“宣战布告”，朝方“强烈谴责和坚决拒绝接受”该决议。不仅如此，来自美日韩等国的信息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核试验。 目前，美国国务卿正在对日韩中俄等国展开访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落实安理会决议并为缓解当前急剧升高的朝核危机寻找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也已表示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朝鲜政府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表示有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核危机。今后朝鲜政府能否在重返六方会谈上作出积极回应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诚然，由于过去举行的多轮六方会谈事实上未能达到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导致国际社会对六方会谈的前景出现信心危机。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坚信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虽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势下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惟一为各国接受的现实方式。 因此，只要与会六国能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建对会谈的信心，进一步改善、充实并强化六方会谈的机制，就能够在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为此，美朝应该显示灵活，为重启六方会谈作出更多努力。二辩证看待农民工返乡潮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当今社会保障房混乱的现象。其一，“移花接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紧绷，用保障房项目套取专项资金。今年要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中，有400万套是棚户区改造住房。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11年以来，许多商业银行对棚户区改造任务集中的省份专门设立了“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但是在贷款审批和发放过程中，却被某些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钻了空子。 上海某中小房地产开发商杨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以来银行信贷政策持续收紧，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只能“各显神通”找钱。据杨希介绍，山西、陕西、河北等都有专项的棚户区改造贷款，今年有许多上海中小开发商就奔赴这些地方，从某些当地银行走关系、巧立名目拿到贷款资金后再想办法挪到外省其他的房地产项目中。“不过，大部分都是中小开发商去打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的主意，而且资金量也不大，也就几千万元。”杨希表示：“保障房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现在只要你的项目和保障房沾边，审批都特快，银行贷款也能很快到位。其实我们拿了钱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其二，“先私后公”：房地产开发企业配建保障房项目，挪用保障房建设资金。 北京某建筑材料供应商尹海前段时间就刚刚终止了给大兴某在建保障房项目供应建筑材料的合同。尹海表示，他所供应的建筑材料，既提供给房地产开发商本身的商业地产项目，又提供给其配建的保障房项目。“而每每到了回款时间，对方肯定是先把商业地产的项目款结了，保障房那部分的资金则是一拖再拖，时间长了我们实在是受不了。目前，我们只给这个开发商的商业地产项目供应材料了。”尹海介绍，该保障房项目规划有9栋，从去年到现在才建成了4栋，工期一再拖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保障房项目建设、采购原材料等资金一再被挪用。 其三，“瘦身钢筋”：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保利润，侵占保障房项目建设资金，压低建设成本。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南宁、石家庄等多地的保障性住房被查出存在砌筑质量不高、使用“瘦身钢筋”、安全隐患较多、材料报验和工序验收把关不严等问题。有地方保障房项目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类似“瘦身钢筋”的问题确实存在。“由于投入资金不足，保障房建设标准总的来说不高。基本的质量标准能保证就不错了，房屋结构设计、外观造型设计、长期安全问题等很难像商业住宅项目一样高标准执行。”另外，由于今年以来人工成本接连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在保障房项目建设中，往往出于成本考虑压缩人工成本，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迟迟不能推进。
三鹿奶粉:影响不好挽回，只能弥补 今日几乎全国大部分媒体甚至包括人民日报，都对此发布了重点报道，负面影响已不可避免，就如我昨天和同事所说“三鹿的知名度空前高，但是美誉度却空前的低。” 没办法，食品企业风险就是大。综合浏览网络，基本上本地媒体没有报道，即便有也是发在了国内新闻的不显要位置。这也引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当地媒体有没有责任告知公众真相，有关部门有没有权利封口？与四年前由无良商贩在地下工厂炮制出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不同，此次事件所涉的三鹿奶粉，乃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知名企业，是国产奶粉的“龙头”，奶粉产销量已连续11年全国第一。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企业恶意转产劣质奶粉图利，应该不在其列。但是否存在严重的质量控制失误，民间只能存疑。而卫生部昨晚公布的情况，证实了后者。如何导致污染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大型企业发生如此严重且低级的污染事故，生产质量监控确实令人忧心。事态的曲折进展也让人瞩目。早前，甘肃当地卫生部门已经证实，患病婴儿均曾食用三鹿配方奶粉，但鉴于尚无科学程序确定婴儿泌尿结石与配方奶粉有直接关系，事件短时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三鹿奶粉也发表过奶粉质量有保证的强调声明。但仅仅几小时之后，三鹿集团又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公司决定立即全部召回。以此推测，所谓公司的自检纠错已经相当可疑。事实上，事件结果大白之前，舆论已经呈现的逻辑因果似乎异常明了：生产环节的监控不严等导致了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流通环节的监管滞后导致了假冒伪劣泛滥。这种民间认知模式的一触即发，固然难以事后诸葛自居，其中所隐藏的却是民众经验对于食品安全卫生的脆弱信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普通民众的自我保护，已经成为应对残酷现实的无奈技巧。“结石婴儿”事件的发生发展，从个案到现象时间不算短暂。就已有信息来看，6月底，在事件全面披露前，已有患者亲属及从医人员向国家质监部门反映奶粉涉嫌致病问题，但并未引起跟踪重视，只建议再向卫生部门反映。直到甘肃媒体曝光之后，地方卫生部门介入，才重新获得密切关注。这使部分民众质疑，相关消费预警是否能够及时发布，或者究竟应该由什么机构来发布。如果食品安全，只能由人体试验自然预警，机构的日常监管作用如何体现？ 鉴于已经明晰的事实，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已经派出调查组赴三鹿奶粉生产企业调查事故原因，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同类产品进行专项检查；工商总局加强了对市场上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督检查。卫生部已组织联合调查组开展该事件的调查处理，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可能由此造成的婴幼儿患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同时紧急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诊疗方案。应急之后，依旧形势迫人，食品安全如何万无一失再度敲响了警钟。
政治小论文:谈市民在创建文明城市中的作用
内容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文明社会的来临，在各个城市申报“文明城市”的今天，政府机关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文明城市的建立需要由城市的主人“市民”来积极努力，需要政府和市民群众共同协作，这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谋求和谐的文明社会。
关键词： 文明城市 政府职能 市民自觉 共同谋求 和谐社会
时下最流行的一词便是“文明城市”，上至政府，下到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不为之宣传的。因为“文明城市”是对一个城市整体道德文化形象的最好评价了。既然是代表整个城市的大事儿，那就得动员全体市民一起参与，怎样宣传自然而然地被看成头等大事了，好像“文明”是被宣传出来的。此话并非偏激，“文明”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只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好坏吗？当然不是。政府行政的好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城市的文明起一定导向作用，而且也不容忽视。试问在一个无政府的地区，想要在思想、文化素质方面让大家得到良好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职能到底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而身为城市主人的全体市民又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使“文明城市”这个头衔得以贯彻，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大城市里，政府来约束市民文明的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就拿我们熟悉的宁波街头来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那么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这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但这又恰恰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和市民道德的脆弱性。当然也不能排除确实也有大部分的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即便是有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由此说明，市民的自我意识约束弱，道德水平不高，这客观上导致了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大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也是导致现如今国家政府对市民道德文明的重视和评选文明城市的原因。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更无须评选文明城市，这也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在日本投币打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它吊出来。这就是鲜明的对比。于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文明遭到了质疑。何以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但恰恰在这一点我们不如人家。
为什么骑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自我与公共事务关系的判断和肯定。这又引出了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市民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它们到底是什么？如果每个市民果真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既然交了税，就得知道如何看待作为纳税人委托政府办的这些事情。也许应该学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政府好好干好公共事务，不许偷懒。毕竟是市民给他们开工资的。如果我们真能明白这是我们市民自己的事，不把公共道德管理当成只是政府的事，那么也就没有评选文明城市的必要了。
可是现在的事实是大多数市民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主人，他们认为“猫和老鼠”才是真实的公家与自己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与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则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他们所能负责的领域，在他们脑中更没有所谓的公共道德概念。按照这种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道德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我们得感谢政府把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诸如轿车不许在路边随便停靠，违反交通规则者处以罚款，而且政府也花大力气宣传遵守交通的重要性等等，据说这都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市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完全要靠政府的管理，这岂不是主人在家里的行为完全要受仆人控制？身为主人的市民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又哪来真正的文明与和谐？
换个角度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府行政的法制和司法系统在维护社会的杠杆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规，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被吊销驾照的风险，因此许多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政府法规，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规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市民自觉的道德原则就显得苍白无力。
在这样的关系中，市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这种身为根基的定位上，他们会认为自己不是主人。不文明的行为举止反而要由此受到惩罚。主人穿着沾满了泥的雨靴进了家门，自己应该意识到先脱了鞋再进去，毕竟这是自己的家，难道要仆人强制性地逼你脱掉吗？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就公共关系与市民道德水平讲过很透彻的道理，从中体现了在某种程度上理想社会的逻辑，即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逻辑。按照这种概念，身为合法公民的市民要全面地认识到既要享受权利，又得承担义务。由此意义上来说，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制度的真正普及，也是提高市民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公德不好，先进性就保不住，自己的行为早晚会出乱，道德文明也将失去。
其实“和谐社会”说白了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现在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样的社会都还没有建立。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大，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进步，我们不能摆脱造化的抱应，但我们还能创造文明。我们市民和政府都有义务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的发展。都行动起来，为了文明，为了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