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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传统观点认为：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 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而 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 导致两者的相克， 通过对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 并进行环境制度的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 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本文对环境问题的 成因及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 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些对策 建议。 1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技术与制度谁更重要 环境问题宽泛而复杂，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 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 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 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中曾有过争论：技术与制度哪个更重要。经过多年的环境保 护实践，证明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 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 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 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但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 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所以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低效率。 本文的分析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环境保护问题， 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应发 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制订有效的制度，并确保制度得到执行，而技术层面的问题则 是市场经济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无需政府的干预，因此环 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关键在于制度设计。 2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从相克到相生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克的、 矛盾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 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 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 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 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发达国家当时所面临 的环境资源状况与现在是无法比较的， 当时各发达国家是在资源禀赋相对充足的 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及人口扩张对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环境 威胁是潜在的。 但目前， 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 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 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 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 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根源：都是制度惹的祸 1．对国民收人的狂热追求与扭曲的 GDP 核算制度 对国民收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福利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 马歇尔最早在经济 学文献中使用国民收入这一名称， 但国民收入在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理论中 得到重要的应用，成为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庇古将福利解释为可按顺 序衡量的，并且能够与货币的标尺联系起来的主观的心理状态。在客观上用国民 收入的概念来衡量福利状况。 并提出了国民收入规模的扩大及其有效分配与稳定 性三个福利标准。此后，庇古又提出了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的概念，将 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来考虑，并进一步提出了外部性概念。当一个人的消费 或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人的效用或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产生一种原非本 义的影响时，就会出现一种外部性，当这一企业不必承担其生产给社会带来的成 本时，即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成本时，这种外部性我们称其为负的外部性； 反之，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其生产的全部收益时，即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成本 时， 称为正的外部性。 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典型的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行为， 而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行为。当存在负外部性时，企业 就会形成过度投资，而存在正外部时，企业投资就会相对不足，因此外部性的存 在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 同时也就说明如果不将外部性的影响纳入到国民 收入核算之中，那么就无法真实反映居民的福利状况。庇古理论成为当今用国民 收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指标的依据， 但庇古所提出的外部性却并没有反映在国民 收入的核算之中。 2．现存环境保护制度缺乏减少环境破坏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 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 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情况直接决定了制度的 运行效果。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同时具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可确保 制度的有效实施，而激励机制则有助于经济主体行为自觉的与制度取向相一致， 降低制度实施的成本。 目前某些地方的环境保护制度规定， 环境部门收取的排污费中有一部分可用 于环保部门的行政经费。 这种制度设计对于环保部门治理污染来说无疑是一种负 激励，一个地区污染程度越轻，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就越少，可用于支配的经 费就会越少，那么从环保部门职员自身利益角度看就不如不治理所获得的收益 高，因此其理性的选择就是对环境污染姑息迁就，甚至坐视不管，因此将环保部 门利益与排污费如此联结的制度安排对于环境就是一种灾难， 这种制度设计本身 就是低效率的。 三结论 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从上面的案例分 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 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 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 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构建一套完整的环保产业链真正解决环保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培育一个有生命力、有发展前景的环保产业群(链)，形成一个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对生产者有法律约束力的环保市场，这样才能把环保“列入”发展，做到“环保”与“发展”的和谐统一，以环保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环保。3．1 回归自然，崇尚绿色21世纪是发展环保产品的世纪， 回归自然，崇尚绿色将成为时代潮流。绿色经济、绿色投资、绿色消费、绿色营销、绿色产品、绿色就业的发展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它以高教节能、减少浪费、维持平衡、保护环境、无污染、无公害为根本特征，它代表了政策和市场上一种全新的心态转变，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责任和发展的理性思考，而且从长期而言，它能太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就业、促进发展。因为在未来世纪的竞争市场上。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环境成本”将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环境取胜”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宝。3．2 构建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产业体系要改变传统工业社会那种“自然资源— — 产品和用品— — 废物排放”线性流程组成的开放式 “牧童经济”(美著名生态学家哈丁的说法)做法，建立现代社会要求的“自然—— 产品用品—— 再生资源”的闭环式流程的“循环经济”模式，使资源、能源在不断循环的体系中最合理的利用，达到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最低限度的影响、破坏、为此：首先，倡导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从源头上介人环境与发展，成为两者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切人点，它以生态工业和持续农业为主要形式，前者根据循环经济的思想设计生产过程，促进原料、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后者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形式，它们强调减少对环境有害的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大有机肥的投人，是一种既能实现增产又能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农业。其次，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生态工业园区)。即把不同的工厂联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能源，这样，既能减少成本，节约能耗，更能降低浪费，避免污染 再次，开拓绿色消费市场。消费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它引导着生产，影响着环境拒绝污染产品、青睐绿色商品，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这不仅是人们消费理念的变革，更重要的它是引导绿色生产的原动力，在绿色消费中，消费者只认这种贴有政府认可的环保标志的绿色商品，这对杜绝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商品出售，根除污染起着重要作用，德国早在1973年就开始对3600种产品试行环境标志，目前已形成非常成熟的绿色消费品市场。这一点值得所有国家借鉴。最后，大力发展回收、再生利用产业。从资源角度看，垃圾是地球上唯一在增长的、潜在的资源。所以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科学地回收、利用垃圾，将成为21世纪环保产业的一个支柱产业。回收利用产业早已是发达国家作为环保、节能的重要产业。我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回收利用潜力很大，但我国对垃圾仅停留在填埋、焚烧的处理阶段，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借鉴国外经验，中国更需建立和发展回收、利用的垃圾产业。3．3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生态税有专家预测，税制改革是21世纪最举世瞩目的事情，而环保税、生态税则是主要内容，所有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产品都将被征收生态税。各国都将在生态税方面达到协议，未开征生态税的国家，它们出口的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将被进口国课以惩罚性的高生态关税 目前，各国政府在税收政策的取向上都明显地表明出环保化趋势，比如对环保产业、治污产业，政府不仅给以信贷财政支持，而且实行免税、减税；相反，对高污染的生产行业，生产危害环境产品的企业和不治污、治污不合格的企业要高征税限贷款。通过税制改革，能够使垃圾、废物极大减少，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面对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再不能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了，也不能再假设环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确保地球和人类社会能拥有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未来!” 参考文献【1】陆敏：环境是真正的全民所有．《经济参考报》l 999年3月L5日【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0年全讳环境展望》(京) 1 999年9月21日【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