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x123123q
1998年长江的抗洪斗争，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几百万军民英勇奋斗，取得了全面胜利。当前，全国人民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整治长江。这不仅关系到长江流域人民的长治久安，也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巨大项目。为此，两院组织部分有关院士和院外专家，对有关资料和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以下报告。 一、对1998年长江洪水和抗洪斗争的认识 1998年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本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据初步资料，1998年和1954年相比，上游的洪峰流量和洪水量与1954年接近；由于中游洪峰流量不具备可比性，以最集中的30天洪水量相比，1998年汉口以上总来水量较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下游的洪峰流量较1954年少1万多秒立方米，洪水量少500多亿立方米。1931年由于资料不足，只能作粗略比较，上中游可能较1931年略大，下游较1931年小。 应当说明，在上个世纪和更早的时期，长江都发生过比本世纪更大的洪水。据考证，自1153年以来，宜昌站洪峰流量超过8万秒立方米的有8次（1998年为36万秒立方米，1954年为68万秒立方米），其中1860和1870年的洪峰流量分别达到25万和5万秒立方米。 当前，大家更为关心的是，虽然洪水没有1954年大，但为什么1998年的长江干流洪水位，除武汉、黄石段外，都高于1954年。洪水位抬高的因素当然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最关键性的还是分蓄洪量比1954年大量减少。1954年，由于中下游堤防围垸的抗洪能力较低，许多堤防围垸自然溃口，为了降低洪水位，保住重点地区，除了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外，又在很多地方扒口分洪，总计分洪和溃口的水量达1023亿立方米，其中起到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约为700亿立方米。根据1998年的洪水来量，如果要维持1954年的水位，需要有效分蓄洪量约为400多亿立方米。但是1998年的分洪溃口总量仅约100亿立方米，其中有效削减洪峰的容量估计约50多亿立方米。这样，减少分洪量约350亿立方米，约相当于减少洪水淹没面积700万亩。换言之，1998年的抗洪斗争，是通过加强防汛抢险，争取抗御较高洪水位，以加大泄洪量，减少洪水淹没损失。例如：1954年，在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下，荆江大堤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67米。按长江防洪规划，为减少荆江分洪工程的运用机遇，将荆江大堤的设计洪水位提高到0米。1998年，为了避免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将荆江大堤超设计标准运用，沙市洪水位达22米。又如：洞庭湖的出口莲花塘站，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达85米，这是因为，在1954年，莲花塘以上洞庭湖区的绝大多数围垸、莲花塘以下长江干流两岸的绝大多数堤防包括洪湖大堤，都已溃口或扒口分洪，而1998年，莲花塘上下溃口和分洪的堤垸远比1954年少。 应当说，这是1998年抗洪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在1998年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十分艰难的决策。1998年抗洪斗争的工程基础是：按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完成了部分水利工程。除建成了汉江、清江、沅水、资水、修水等支流的控制性水库外，还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较1954年提高5米左右），完成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围堤、无为大堤等长江干流重点堤防和洞庭湖区、鄱阳湖区重点围垸的加高加固工程。这些都为1998年抗洪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堤防没有按规划完成，特别是平原分蓄洪区工程的安全设施，在原规划中考虑不够，在实施中又没有落实，给抗洪斗争带来了极大困难，使抗洪斗争的决策处于两难困境：如果按原定规划分洪（按提高了的设计洪水位，仍需有效分洪量200亿立方米），将遭受很大损失；如不按原定规划分洪，将使堤防经受超过设计标准的洪水位，承担极大风险。考虑到1998年洪水比1954年小，以及军民团结抗洪的巨大潜力，中央毅然决心进一步抬高洪水位、严防死守、力争减少溃口和分洪损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也应当说明，这是在1998年超额洪水比1954年少300多亿立方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如果1998年发生的洪水和1954年洪水相当甚至更大，不分洪还是不行的。 关于1998年长江流域的灾情。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长江中游地区所进行的多期和系统的监测与分析：湘、鄂、赣三省最大受淹面积约为1586万亩，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比三省统计数小很多。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中下游五省共溃口分洪1705个围垸，淹没耕地295万亩，受灾人口230万。以上数字表明，溃口分洪的多是较小围垸，平均每个围垸不足2000亩，灾情统计中绝大部分受灾农田是由于内涝。1998年的死亡人口为1432人。这与1954年除保住荆江大堤和汉口围堤外，其他地区大多受淹，死亡人口33169人的灾情，是差别很大的。与1931年中下游一片汪洋、汉口街道行舟、南京市区被淹、死亡人口5万人的惨况，更是完全不同。因此，1998年的抗洪斗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 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长江洪水位的抬高是否是由于长江河床的淤高。根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河槽基本稳定，与黄河根本不同。由于某些因素，局部河段有冲淤变化，最明显的是荆江以下的监利－洪湖河段，这一段受下荆江裁弯工程影响，裁弯河段以上有冲刷，以下有淤积。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料，其代表站螺山站，低水位时由于泥沙淤积，水位有所抬高，但高水位时，因淤积面积占行洪面积的比例不大，抬高趋势并不明显。螺山站1998年的洪水位比1954年超过78米，据查证主要是由于1954年在螺山以下蒋家码头扒口分洪和老湾等处溃口，使洪水位大幅度降低。 关于湖泊淤积情况。洞庭湖1949年以来因淤积减少的湖泊容量约40多亿立方米，由于1949年以来围垦了1600平方公里，大约减少容量近100亿立方米。鄱阳湖的淤积量很小，但1949年以来围垦了1400平方公里，损失湖泊容量约80亿立方米。湖北省的两岸湖泊由于全部封闭，减少面积5700平方公里。1949年以来，湘、鄂、赣连同苏、皖五省，因围垦共增加耕地估计约1400万亩。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情况。在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内，根据调查统计，地面固体物质的年均侵蚀量为68亿吨，长江干流宜昌站的年均输沙量为3亿吨，输移比为33。这与黄河有所不同。因为长江上游主要是岩石山区，其地面侵蚀物质主要是岩石风化物，颗粒较粗，一般以山前坡积、洼地淤积、沟口洪积扇以及塘库和中小支流的淤积等形式，在短距离沉积，不能被河流远距离输送；而黄河的地面侵蚀物质是黄土，颗粒极细，几乎可以全部输送到黄河干流。宜昌以下，汉口站的年均输沙量为3亿吨，下游大通站为68亿吨。宜昌和汉口间的差值，在平水年主要淤在洞庭湖区，洪水年淤在洞庭湖区、河道的州滩及溃口的围垸内。大通站的输沙量，绝大部分送入东海。宜昌各年的输沙量，因暴雨分布情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例如，1990～1997年8年的年均输沙量仅8亿吨，属于少沙年；而1998年6～8月的输沙量即达05亿吨，超过1954年的同期输沙量（27亿吨），属于多沙年。据初步分析，1998年泥沙的主要来源是金沙江和嘉陵江，这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以上情况说明，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所以严重，除了气象方面的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流域内生态系统的失调，集中表现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土地资源过度利用和不合理的开发。在山区，毁坏森林、陡坡开荒；在平原，盲目围湖造田，占用行洪洲滩。这些都招致自然界的报复。在长江流域，山区水土流失对当地的危害，比黄河更大。这是因为，长江流域为岩石山区，表土层很薄，经过一定时期的冲刷，表土冲光，岩石裸露，形成“石化”，使当地人民完全失去生存条件。贵州省已有不少“石化”山区，令人触目惊心。 平原的盲目围湖造田和占用行洪洲滩，是近几年来长江洪水位抬高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的自然规律看，江河的冲积平原就是由江河挟带泥沙淤积而成。中华民族的经济也是在开发七大江河冲积平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开发利用不当或开发过度，就会受到洪水的惩罚。现在，在开发利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土地上，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不仅洪水位越来越高，防汛负担越来越大，而且防汛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我国生态系统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要进行生态系统的重建，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以综合提高生产力为目标，并注意发展、改革和稳定三方面的协调。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根据以上认识，从生态系统、林业建设、工程措施、新技术运用、加强领导及统筹全国水利等六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进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重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失调，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恢复原状，而是要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在综合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实现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以1998年的抗洪斗争为契机，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必要性；同时，又要制定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具体规划、步骤、政策和措施，使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和平垸行洪真正落到实处。 通过全面调查和必要的勘测，对全流域的土地进行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农林牧业结构，把整治河山、重建家园纳入流域生态系统重建的总体框架，因地制宜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山区，退耕还林要和积极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退耕还林的关键是真正解决当地职工和群众的生产出路。要具体划定必须退耕还林的地区，制定解决生产出路的具体规划，定期限、定步骤，并确定责任单位，予以实施，并定期检查和验收。当前，要首先制止和防止新的毁林开荒和陡坡开荒。特别要注意防止在三峡移民中造成新的生态破坏，严格按照“三峡库区的生态功能分区”，规划安置移民。 对可以不退耕还林的山区农田，要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农业。推广坡地改梯田、坡地绿篱、横坡种植等措施。有条件的地方，扶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开展山区的小流域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全面布局，综合开发，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起来，这是改善和恢复山区环境，使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大力发展种草养畜。在雨量和湿度较高而坡度较陡的山地、海拔过高的高原区、不宜造林的坡地和干热河谷，应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这也是改善生态环境、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在湖区，退田还湖要和保持湖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 长江中下游1949年以来开发湖区耕地1400万亩，连同过去一千多年来已开发的共计数千万亩土地，不仅是中下游五省的农业基地，而且发展了工业和交通，建设了繁荣的城镇，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要看到，根据长江洪水的规律，对于这些已开发的数千万亩土地，不可能在任何洪水情况下都不被淹没。洪水不太大的年份，可以全部或大部保住；特大洪水年份，必须牺牲相当部分才能保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湖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施退田还湖的难度很大，因为围垸内的大量人口需要迁移安置。就蓄洪的有效性来说，控制蓄洪比自然蓄洪更能有效地削减洪峰流量，需要的蓄洪容量也少得多。因此，湖南省提出的，对蓄洪垸实行“空垸待蓄，低水时耕种，高水时蓄洪还湖”，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但必须切实做好蓄洪围垸内的安全建设，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保险制度，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可靠保障；同时，还要制定与“低水耕种，高水蓄洪”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加强管理的具体措施，才能保证高水时及时开放蓄洪。对一些地势低下、排水困难、1998年水毁严重的围垸，应坚决退田还湖，或将封闭型的围垦种植改为半封闭型的筑圩养殖，实行“退田还渔”。 要坚决平垸行洪。这些围垸建在长江和洞庭湖洪道的洲滩上，成为行洪障碍，保护面积不大，但对大局影响很大，应当坚决清除，退田还河。 建立生态经济核算制度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鉴于生态工程的长期性和全局性，要通过政策和立法，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进行扶持。国务院正在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这些都是必须的，应尽快加以实施。同时，对草地和湖泊、洲滩和湿地的管理也应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定。 
这些企业为当地捐了很多款，而且还把靠近河南的仓库全部打开，捐出仓库里的物资，给需要的人们，特别的团结齐心。
（记者张旭东：到达江苏抗洪一线以来，我的心情也如洪泽湖瞬息万变的水情，时刻都在激荡起伏：有紧张，有焦虑，有激动，有快慰。最让我难以平静的，是灾区百姓的平静。那天，我的眼泪第一次涌了出来。） 7月9日，盱眙县鲍集圩哈滩村准备行洪，当地政府要求，除了留守保堤的青壮年外，其他所有人员必须当晚撤离。得到这一消息，我当即火速赶往哈滩，随同淮河镇镇长王洪山采访。 当时已是19时，阴沉的铅云笼罩在上空，几只小鸡还悠闲地走在村内公路上，而众多的人家户门紧锁，整个村子阒无声息。但据了解，仍有少数群众不愿意离开。 在村中央，果然发现一户。女主人王夕荣大妈正拿着盆子在厨房里淘米，见我们推门而入，她一下呆在那里，没觉察盆内的米已经流淌到地上。 她喃喃地说：“我要等我老头子回来再走……”她丈夫正守在堤上，她还像往常一样给他准备晚饭。厨房内的炉火烧得正旺，屋里的电视机、沙发、柜子都没有动过。 水势逼人，不容犹豫。王夕荣一声不响地拣了几样东西，装进两个箱子里，盖好盖子，提在手上，然后转身锁好家门，缓缓向外走去。我看见。两行泪挂上了她的面颊。 我忍不住几次回头去看她家已紧锁的大门，猛然发现门上写着四个字：“花开富贵”。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有一种精神永不熄灭 （记者葛如江：有好几次，灾区群众的生活让我泪流满面。但总有一种扎根于他们心底的精神鼓舞着我，那就是——无论经过多少磨难，从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不放弃希望。） 这个场景我永远也忘不掉：85岁的邢家祥驼着背坐在自家墙根下，直盯着眼前的洪水，手里捏着一只乒乓球大小的土豆。不断上涨的浊水离他的脚只差一尺来远，房前的草棚已经被淹掉了。 “我看它什么时候淹了我！等淹到房子，我就让儿子来帮我搬家。” “那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啥也不带走，就拿几件衣服。” 邢家祥住在王家坝水闸3公里外的邢郢村。面对脚下的滔滔洪水，他的镇定的确不一般。 两天后，我再次来到邢家祥家。洪水已退下，他仍然坐在屋前，一边吃饭，一边看水。政府给他送来一袋面，他吃上馍了。我说：“真没白等，水被你吓回去了。”他呵呵笑起来。 茅屋保住了，田里的庄稼却全泡了汤。邢家祥说：“我这辈子，已经盖了十次屋了。政府不会让我饿肚子，淹掉的明年再种。” 农民的胸怀有多宽 （记者董峻：这次采访我接触最多的是行蓄洪区的受灾农民。为了抗洪大局，他们舍弃小家。中国农民，展示了江海一样宽广的胸怀。） “秋天给淹掉了。”这个颇具诗意的句子出自王家坝镇63岁农民刘敬宝之口，他的意思是秋收无望。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王家坝大堤上的帐篷门口，一边揉腿，一边抽旱烟。 王家坝开闸泄洪，淹掉了刘敬宝家仅有的两间茅草房。由于时间紧迫，家具几乎都丢下了，帐篷里只有一张借来的床、一张桌子、一只火炉。那张破旧的木床只有一米来宽，刘敬宝和他老伴、两个小孙子夜里要全部挤在上面。 那是蓄洪后的第三天，这个临时的家还没来得及整理，满地泥泞和杂草。刘敬宝必须穿着水靴、挽着裤腿出入，不然便满脚是泥。他老伴正在摘一小把毛豆和十来根小葱，这是他们刚从堤下的水里捞起来的。 刘敬宝掰着指头给我算账：今年小麦欠收，蓄洪又把夏收后种的大豆、玉米给淹掉了。“庄稼加上房子，这回损失有个三四千元吧。”他满脸的痛惜。 他说：“俺们不受淹，受淹的人指不定有多少。国家有难，哪能不帮忙哩！” 对共产党员最掏心窝子的评价 （记者李柯勇：在抗洪前线，在每个庄台、每艘船只、每段险堤上都活跃着共产党员的身影。在面对灾难的关键时刻，我真切地看到，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淮河启用唐垛湖行洪的第二天，我来到行洪区内的安徽省颍上县前蔡村。前一天，村民郑田雨哭了整整一夜，因为他家七亩大豆、两亩桃园都被淹掉了，房子能不能保住也难说，见我时眼圈还肿着。 我看到，他家很多东西还没有搬到安全地带，不是不愿意搬。因为觉得自家地势比较高，水一时淹不到，他用自己的船先帮乡亲们抢运东西。村民告诉我，行洪当晚，这个50多岁的汉子就那么一边大哭，一边摇船。 我夸他觉悟高。他脸立刻红起来，两只脚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扭来扭去。“党员干部都这样，俺能咋哩。”他说。 他说，准备行洪以来，村里的党员干部连续三四天没合眼，挨家挨户作动员，帮大家出主意，下手干活。村支书王学恩只顾帮别人忙，自已家被水淹了半截还没来得及搬。 到淮河前线采访以来，党员的先进事迹我听到的、见到的很多很多：淮河北岸的左东圩溃口，颍上县委副书记武杰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抢险；颍上县王岗镇1134名党员全部佩带醒目标志，以便群众监督；霍邱县委规定，从危险地带撤离的最后一人必须是党员干部；六安市武警支队30名战士申请火线入党，被批准的两人冒着滂沱大雨在大堤上庄严宣誓……。 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最简洁、最贴切地概括抗洪前线共产党员的特点，农民郑田雨的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我问他对党员有什么印象？他琢磨半天，就答了一句：“干活卖力。”这是我听到的对共产党员最掏心窝子的评价。（编辑：姜志）真实的四个故事。感人
他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洪水现场，而且也送去了很多的物资，其中包括人们需要的食物，还有一些医疗用具和药物，而且还给人们送去了温暖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检查身体，最后我相信一定能够共度难关。
从6月22日至7月4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派出来自烧伤科、消化科、呼吸科、普外科、急诊科、传染科、儿科、皮肤科、心血管内科、药剂科及后勤保障部门等17个科室的2批27名抗洪救灾医疗队员，增援抚州抗洪医疗救治工作。在灾区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医疗队员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把鲜红的院旗、闪光的党员先锋岗，留在了抚州体育馆、江西中医药专科学校、南昌大学抚州分院3个受灾群众安置点；在灾区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们无偿接诊受灾群众3800多名，发放消化、传染、呼吸、皮肤、儿童等药品8000余元。 行动迅速、技术高超、救治有力、服务热情，一附院抗洪救灾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健康卫士的神圣职责，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受灾群众的交口称赞。医疗队员在抚州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巡诊医疗队员为患儿治疗精心治疗生病老人党员先锋岗为受灾群众服务 不仅是率先抵达灾区一线的省级医疗队，还是主动请战驻守受灾群众最多、救治任务最重安置点的医疗队 6月21日傍晚，抚州唱凯堤决堤，10万受灾群众受困。 6月22日凌晨2时30分，万籁寂静，一附院院长及医务科负责人手机同时骤响，省卫生厅紧急通知：迅速组织医疗队！兵贵神速，医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从医务科长到院长，从院长到医护人员，从机关到后勤，电话铃声声声相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紧急动员，短短时间内，一支抗洪救灾医疗队整装完毕，人员、药品、车辆、通讯系统全部到位。 作为第一支进入抚州的省城医疗队，一附院医疗队队长、院长助理曾元临得知抚州市体育馆容纳了6000多名受灾群众，是当时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时，坚定地说：“我们一附院是省里最大的医院，任务最重的安置点就交给我们吧，我们有能力完成救治任务！” 6月22日上午8时医疗队进驻安置点时，面对不少受灾群众在洪水中受伤，不少受灾群众被暴雨淋浸后生病，且患者以老人和小孩居多，群众焦急地等待救治的情况下，曾元临安抚受灾群众时说：“我们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队！我们是省委、省政府派来帮助大家的，有伤病的人都可以免费看！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这些话语有效地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焦急情绪。 听说来了省城医疗队，伤病的受灾群众便源源不断往医疗点涌，不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把队员们围住了。队员们顾不上休息片刻，没等队长分配任务就都忙开了，大家不分内科、外科，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患者来了，队员们就仔细诊治，有的护士连口罩都来不及戴，就开始给群众上药水、涂伤口。 当天医疗队就诊治受灾伤病群众600多名，安置点群众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曾元临说：“我们医疗队除了帮受灾群众看病，更重要的是要安抚民心。” 不仅最早在安置点发现腮腺炎传染病病例，并在第一时间建议设立专门收治医院，为控制安置点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 遭受洪灾后的抚州，空气燥热而潮湿，数千名受灾群众集中在安置点很容易暴发传染病。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例，也就成了医疗队工作的重点。 刚开始，队员们接诊的主要是以皮肤病、感冒、发烧为主。但后来医疗队员、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慧俐发现，一天之内收治到了四五个发烧、两边腮帮肿胀的孩子。经验告诉她，这是丙类传染病腮腺炎。张慧俐向曾元临报告发现传染病疫情后，曾元临一边立刻对已感染的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一边迅速向上级汇报，建议立即设立传染病专门收治医院。 随后，抚州市第六医院旧址被设立为洪灾期间传染病临时医院，为我省防控洪灾区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6月23日上午11时，正在灾区一线指挥抗洪抢险战斗的省领导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了解到一附院医疗队不仅救治了800多名患者，更重要的是及时发现了传染病疫情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蔓延时，他动情地说：“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你们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现！你们不但给灾区人民看病，治疗洪涝相关疾病，还早期发现传染病等次生灾害，并及时处理隔离，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江西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早上诊、晚下诊，医疗队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送给受灾群众 “早点，早点，再早点；晚点，晚点，再晚点”，这不是顺口溜，而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员在抚州灾区抗洪救灾的作息特点。根据受灾群众前来医疗点看病时间的变化，第二批医疗队队长许飞果断地调整工作时间，采取了弹性工作制，以尽可能多地接诊需要医治的受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受灾群众的心坎上。 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一项是“早上诊”。医疗队第一天是安排8时到医疗点，结果发现已经有许多受灾群众在排队候诊，因此医疗队决定早点来。第二天7时30分，当医疗队到达医疗点时，发现仍有许多群众在排队，于是第三天7时不到，队员们就来到医疗点，这回终于是医疗队员在等受灾群众了。 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二项是“晚下诊”。医疗队发现，到了傍晚快下诊的时候，来看病的受灾群众越来越多，队员们又把下诊时间一推再推。 原来，由于那些天天气开始放晴，洪水渐渐退去，许多安置点的群众一早要赶回家中清理房子，下午要很晚才能回到安置点，导致早、晚看病的人特别集中。于是队长许飞立刻决定，提早上诊时间，推晚休息时间。这样一来，除正常轮班的队员外，其他队员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5小时以上。 第二批医疗队到达灾区后，雨水少了，气温高了。每天上午10时后，来医疗点看病的人明显少了很多，队员们就在队长许飞的安排下分为两组，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下到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巡诊，宣讲灾后防疫防病知识，赠送防暑药品。 就这样，早、晚间医疗队就在医疗点工作；中午炎热之时，医疗队就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一附院医疗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灾群众都竖起大拇指对医疗队员们说：“一附院的医生就是好。” 带病坚持工作，过家门而不入，医疗队用爱心和忠诚服务受灾群众 由于灾情突发，一附院组建医疗队的时候，很多队员都是紧急调配的，有的刚下大晚班，有的刚下小晚班，有的还处在哺乳期，有的正在外地休假……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以最快的速度到医院集合。来到灾区后，队员们全身心扑在受灾群众的身上，自己生了病也一声不吭，打着点滴还在给受灾群众看病。 第二批医疗队来到灾区才两天，包括队长、副队长在内的一些队员就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皮肤瘙痒等症状，但队员们没有一个提出休息，坚持带病工作。队长许飞因为感冒发烧，边打吊针边给患者看病。副队长、消化科徐龙博士，虽然腹泻严重，也只是利用中午患者少的时间接受静脉输液治疗。 肿瘤科主管护师周爱珍和重症监护室护士许单，老家都在抚河决堤的唱凯镇。周爱珍的家中有哥嫂等10余人，灾后一直没有联络上，她虽然心中焦急，但从未提出回家看看。队员许单的爷爷年过80岁，在洪水里守着自己的家不肯离开。许单来到抗洪一线后，从没向队长提起过此事，直到第一批医疗队临撤退的那天，许单才把脚伤的爷爷接到医疗点来医治。在医疗点看望队员的医院党委书记刘天礽，感动地对许单的妈妈说：“我代表医院感谢你，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啊！” 皮肤科医生褚昕是奋战在抗洪一线时间最长的队员，从作为第一批医疗队的增援队员，到继续留下来成为第二批医疗队的队员，他在一线连续工作了11天。作为一个仅8个月大的孩子爸爸，他没有任何抱怨。急诊科护士徐洁接到命令时还在深圳休假，为了及时赶到医院随队出发，自己掏钱买飞机票连夜赶回来。中医科护士余六秀，奶奶过世了也没有提出回家要求，一直坚持工作。普外科的万仁华曾参加过四川汶川大地震医疗救援，消化科朱勇曾参加1998年洪灾救援，有着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成为队员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大哥。药剂科的盛向远、心内科的彭小平等，每一位队员都饱含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默默无闻为灾区人民服务。 递交入党申请，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党旗在灾区医疗点熠熠生辉 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表现在哪里？在抗洪救灾一线，一附院党员形象处处熠熠生辉。 共产党员、院长助理、第一批医疗队长、外科专家曾元临教授，从赶到医疗点开始，就没怎么合过眼。一边指挥调度医疗队，一边参与救治外伤患者。累了、困了，就躺在旁边的方便面纸盒上休息片刻，成为医疗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急诊科副主任、共产党员张慧俐，就是第一个发现传染病病例的专家。在她的精心诊治和温言抚慰下，一个个患者的病情得以缓解，一张张紧张的表情得以放松。 “彭医生，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个心血管方面的危重患者要我们去看一下。”凌晨4点，队员彭小平接到队长的电话。虽然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不是医疗队负责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但他顾不上多想就赶赴医院。吸氧、静脉推注药物、反复监测血压……半小时后，胸闷气逼的患者终于有所缓解。由于医院没有监护仪，彭小平就一直守在患者床旁，监测各项指标。妇产科蔡丽萍主任虽然不是医疗队员，却主动要求当起了志愿者。她利用双休日时间来到医疗点，为队员们买齐了生活用品，还主动要求留下来当队员。 “谢谢省城来的专家，你们不但治好了我的外伤，把我原来的老病也治好了。”罗针镇下顾村的周二金老人，已经77岁了，因为洪水围困摔伤，是共产党员、普外科主任医师万仁华的精心治疗，让她的身心得以康复。 …… 党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先锋模范作用，鼓舞和激励着其他队员。医疗队员朱勇说：“在灾区工作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党员队友的先锋模范形象，我们深受教育，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第一批医疗队撤离抚州前，朱勇和刘瑜、危芬芬、许单、余六秀5名医生、护士，郑重地向临时党支部书记曾元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批医疗队队员徐洁一回到医院，就“偷偷”向队员彭小平咨询如何申请入党。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在这特别的岗位中，在抚州灾区救灾防病的第二批医疗队，7名党员和1名入党积极分子特意聚在一起，展开党旗，庄严地重温了一遍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誓词声久久回荡在每个党员心中，党员们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在队员们眼里，激发着每个队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医疗队员彭小平感慨地说，参加救灾，可以增强我们的服务意识，“照”出自己工作中许多不到位的地方，思想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升华。 靠前指挥，科学调度，协作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处处闪现 抗洪救灾期间，医院主要领导第一时间靠前指挥，科学调度。院长魏云峰6月22日凌晨接到增援医疗救治任务后，凭着丰富的救灾组织经验，立即向省卫生厅建议，第一批医疗队以内科医生为主。医疗队出发前，院长魏云峰和党委书记刘天礽要求队员们牢固树立公立医院服务意识，发扬救死扶伤精神，维护一附院良好形象，让队员们精神饱满地踏上救灾之路。救灾期间，魏云峰、刘天礽、常务副院长吕农华多次深入灾区，或带队增援，或送药送物，与队员同吃同住同战斗，不断激励和鼓舞医疗队士气。 各职能部门团结协作，保障有力。得到指令后，医务科、护理部、院办、总务科、工会、药剂科等部门负责人都连夜赶到医院，确定、通知医疗队员，通报科主任；准备灾区必备的常用药，队员们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因为有丰富的救灾经验，本着“自己解决困难、不麻烦当地政府”的原则，考虑到灾区可能住宿困难，医院还安排了两部车，可供男女医疗队员分别住宿。 医院的人性化管理，带来的是整个医疗队的协作和乐观主义精神。出发那天队长曾元临爱人刚好出差，他只能牵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凌晨来医院集合队伍，并调侃说是要让儿子这个接班人接受锻炼，只到临上车前才托付给同事照顾；队员彭小平不仅看病是一把好手，还是一名文艺宣传骨干，一有空就当起了“战地记者”，向医院输送大量“战地”新闻；第二批医疗队设在不同的两个点，哪个队一有空闲，就马上打电话给另一队，问要不要帮忙。队长要巡视安置点了，就叫一声：谁跟我一起去当巡视员呀？回答的是一片“我去、我去”的声音。儿科病人多，队员刘赟到灾区的当天就连轴转了十个多小时，澡没洗衣没脱，回到住处后一头倒在床上。醒来后他高兴地说：“从来没睡过这么香的觉，我来灾区是来对了！”到灾区当天，医院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完了，灾区需要什么药，多少量，每天调多少，就是药剂师盛向远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把每天的药品配置得不多不少，实现了“零库存”。 一附院医疗队的良好形象、优质服务和技术水平，感动了安置点所在单位的领导。队员们返程前，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专程来到医疗队，把队员们的电话一一留了下来，称医疗队为学校学生这群未来医务工作者作出了榜样。7月9日下午，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还专程到一附院送锦旗，感谢一附院派出了一支优秀的医疗队，协助学校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