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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练笔之作，评价刘邦，应该是番外内吧！！！ 大风气息云飞扬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是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个皇帝，他出生贫贱，品行不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尽然最终开创了一个王朝。纵观史记，司马迁虽是汉代人，却并未对这位开国皇帝推崇备至，甚至有点不屑，与《项羽本纪》一对照，更觉刘邦仿佛一个无赖小人、地痞流氓，本为其手下败将的项羽却显得豪气吞山河，顶天立地，宁折不弯，光耀千古。刘向，班固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之语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而后人常常忽略了他的不虚美，仅仅看重他的不隐善，这样由于太史公的史家绝唱，让这位开国之君一直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步。后世晋代阮籍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更堂而皇之宣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难道刘邦果真如此的不堪吗？后人对刘邦的诟病，大多都集中于三个方面，即贪婪无能，刻薄无情和不守信义。 其一，贪婪无能。首先贪财好色，这可以说是封建君主的通病。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坐在龙椅上的人是有权力去这样做的，四海之内，以万民养其一人，若是与和尚一样清心寡欲，那还真是不正常了，退一步说，即使是贤明如太宗者，也有曾经因为大修宫殿或者大修陵墓，与臣子发生过争执。而刘邦仅仅是在秦王朝宫殿的废墟上建造了未央宫而已，比之商纣酒池肉林，秦皇长城阿房，刘邦实在是奉行了勤俭持家。《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至咸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面对如此的诱惑他却是于民众约法三章，窥一斑而知全豹，其所图者大，其志不在小。 再者无能，且说刘邦手下人才济济，他一个武不能张弓，文不能提笔的无赖，怎么就驾驭了这么一大帮子人呢？若说无能实在是有些勉强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难道都会跟从一个无能之人，随他出生入死，舍命疆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才能，刘邦的能力就是发现人才并且合理的使用他们。本身就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工作。专业人才不一定是好的领导，而好的领导本身就是人才，敢于大胆任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干的下属，这就不简单。《高祖本纪》中一段话十分经典，“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观之当今社会众多上司对于下属的任用十分的不合理，他们一面要求下属具有能力，又不愿意下属的能力在自己之上，许多领导不敢用人，惟恐下属超过自己，比自己能干，比自己有威望，于此中可见刘邦的能力及气度，的的确确是非同一般。 其二，刻薄无情。世人非议最多的地方是刘邦兵败彭城，奔逃途中，将亲生儿女推下车，只顾自己的行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看起来刘皇帝对儿女的顾恋还不如一个臣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情况，数千追兵，紧追不舍，而己方只有一个夏侯婴，如果此时不果断决定，被追上是无人可以活命的，难道非得让刘邦抱着一双小儿女痛哭着面对屠刀。在如此的环境下个人的英雄主义是最要不得的，刘邦做出的是最为有利的决定。而且，追兵的目标是刘邦，跟在他身边无疑是最危险的，让儿女们与自己分开，可以说是减轻了他们的危险。况且项羽妇人之仁，对无辜幼童应是不会下杀手的，若刘邦是看透了项羽的本性了而兵行险招，那刘邦更值得敬佩，在如此的紧要关头，还能做出这般精密的部署，真真不简单呀。 至于刘邦建国后对功臣的态度，那只能归结为君主的御下方式，并不能说他是刻恩寡情之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杀蓝玉，徐达。在一个稳定的王朝中，需要的是忠臣，而不是权臣，那些所谓的开国元老们，大多都是门生遍布朝野，长久以往必然朝局不稳，主弱国危。作为开国之君，刘邦所要做的是为后世之君留下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一大堆功高震主的臣子。 再看不守信用。刘邦与项羽订立盟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但项羽撤军后，刘邦毁约追击，此为一；立国之后，分封七个异姓诸侯，但先后诛杀且手段残忍，此为二。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既要看主观动机，也要看客观影响。荆轲为民请命，刺杀残暴的秦王，可一旦他刺杀成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慢，老百姓还得回到那种征战不休，哀鸿遍野的生活中，这样看，刺秦是对的吗？隋炀帝为了个人享乐，为了自己下扬州，下令开掘大运河，可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促进了交流，发展了贸易，造就千年的繁荣。所以，有时候，动机和影响是不一致的。刘邦违背盟约，使战争提前结束，使国家重归统一，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刘邦诛杀功臣，消除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的隐患，使国家平稳过度，这些对于个人而言，则是不守小义，但对于国家、人民而言，则是大大的善举，泽被天下，造福万民的好事。 若把这些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可谓是卑鄙，但是“卑鄙”一词适用于君子，不适用君王。君王所做之事根据利益而变化，他所采取的行动要收获最大的利益，如此方才能国富民强，不为外人所欺。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司马贞《史记索隐》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