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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了中国人的品格。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观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 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除了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不同外，还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