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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 我们中华民族有浩浩五千年文明史，各种文学作品浩如繁星，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如果按时期分，大致可分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金散曲，明清小说。现在我试着对以上各种文体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水平有限，不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楚辞 楚辞是继《诗经》以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辑，通行本一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他作品也都承袭屈原作品的形式。因为运用楚地的文学形式、方言声韵、风情物产等，故名“楚辞”。《楚辞》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是在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出现的新形式。称“楚辞体”，又称“骚体”，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人物，相传这种文体就是这位楚国大夫所创，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楚文化，其想象奇特，词句华美，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名作：《离骚》、《九歌》、《九章》等，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众多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楚辞这个名词可以作三层解释。首先，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其次，这本书所包涵的作品都属同一种文学体裁，而这种体裁就叫“楚辞”；最后，这种文学体裁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楚辞”。下面我们按着相反的顺序来说明上面所提的三点。 （1）“楚辞”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楚国是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地处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化上，一向和北方的国家大有不同。楚国有它独特的宗教祭典，在祭典中使用了极其特殊的仪式。这仪式中包涵了一连串的祭歌。这祭歌，原来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者在长期的积累下慢慢编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楚国民族共有的文化成品。后来，有些比较富有文学天才的楚国人（可能大部分是贵族），觉得这些民间祭歌很有意思，于是先是加以修改，改成更有文学气息的文字。然后，就用这些祭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风气慢慢流传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从民间祭歌到文人手中的楚辞，这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时间，不知有多少文人贡献了他们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最末期（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楚国产生了一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士”，这种文士就用这种正在成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不平。甚至很可能，把楚辞从民间祭歌发展成特殊的文学体裁，其实就是他们所作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楚辞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贡献了最大的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人物，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早的一个，就是屈原。也可能，在所有当时不得意的文士中，他的遭遇最惨（最后投江自杀），而在完成楚辞这种体裁的过程中，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最大。因此，他也成为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除了他之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都是屈原的后辈，时代要稍晚一些。 （2）“楚辞”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战国末期屈原、宋玉的时代，楚辞虽然在楚国慢慢流行起来，但也只限楚国一地。而且，当时恐怕还没有“楚辞”这个名称。这个正式的名字是在西汉初年形成的。西汉初年，也有一些具有文学天才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因遭遇相同，不免大为同情屈原。他们读屈原的作品，模仿屈原的作品，宣传屈原的作品。于是，屈原和楚辞这两个名字就大大流传开来。这个时候的“楚辞”才完完全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全国流传起来。 （3）“楚辞”本书的编成------从西汉文帝、景帝时代，楚辞渐渐成名。到了西汉中叶，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的，他奉命整理朝廷的图书。于是他把传说中属于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汉文人的模仿之作“包括他自己的”，编成了一本书，冠于“楚辞”的名字，这就是楚辞这本书了。但是，刘向所编集的这本书的原始面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是东汉中叶一个学者叫王逸的所编的注解本。这本书叫“楚辞章句”，意思是逐章逐句的解释楚辞。除了加入一篇王逸自己的作品以外，这本书所收的篇章可能大致和刘向的本子一样，只是次序有点调动罢了。 王逸的“楚辞章句”所收篇目按原顺序如下：离骚经第一 屈原；九歌第二 屈原；天问第三 屈原；九章第四 屈原；远游第五 屈原；卜居第六 屈原；渔父第七 屈原；九辩第八 宋玉；招魂第九 宋玉；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 不知作者或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 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 严忌；九怀第十五 王褒；九叹第十六 刘向；九思第十七 王逸。从以上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从离骚到大招都是屈原时期原有的作品，而从惜誓以下则完全是汉朝人模仿之作，这只是王逸及汉朝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根据古书记载，在王逸之前，已经有不少汉朝人注解过楚辞里的某些篇章（如离骚、天问），但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对汉朝人注解的一次总整理，而不只是王逸个人的见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王逸的书，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汉朝人对楚辞的看法。王逸章句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楚辞逐章逐句的注释。楚辞的文字是相当古奥难解的，汉朝人距离屈原的时代还不算太久，有很多特殊的字句他们还不知如何解释。假如没有王逸把这些解释加以汇集，把它们保留下来，那么，恐怕楚辞比现在更难读。 王逸以后，注解楚辞的书非常多，如：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楚辞集注 宋朱熹；楚辞通释 清王夫之；楚辞灯 清林云铭；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屈原赋注 清戴震；屈辞精义 清陈本礼。这些书除了洪兴祖的补注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一般所认为的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汉朝人的模仿之作，他们大都删去。甚至有的只选传统上认为屈原所作的来注释，这样作并没有错，实际上汉朝人模仿的作品极少有好的。说到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套用两句成语，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首先我们从整体精神上来看，我们常说，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泉，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说，在汉朝以前，除了一些极零星、极片段的作品外，中国的诗歌就全包涵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书中了，这两部书是中国诗歌的“始祖”，所有后代的诗人，无不从这里“生长”出来。这样说，我们足以了解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其次，说到浪漫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一般是比较平实，比较富有人世间的气息。 中国文学比较缺乏一种超然远举的想象力，比较没有一种神话世界的召唤，没有一种鲜明的色泽，没有一种诡谲奇异的调子。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就是楚辞。从这个方面来看楚辞可以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从文学形式这方面来看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楚辞至少对中国两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有过极大的贡献，即：赋和七言诗。我们已经知道，楚辞所以会从楚国一地流传到全国，主要得力于西汉初期一批文人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屈原的作品，一方面又把楚辞融合其他要素，创造了“赋”这种形式。屈原很多名作，形式就是七言诗的雏形，当然，七言诗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楚辞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技巧这方面来看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只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屈原的“九歌”中有许多人神恋爱的描写。我们也知道，屈原在写离骚时受了九歌的影响，又把君臣关系也用男女关系来加以比喻。后代诗人常常袭用屈原这种技巧，表面上他好象是在写爱情，其实里面是寄托一些个人的政治遭遇。这样一种“托喻”的写法，后来还影响了一般人对诗的解释。常常有一首诗，有人说是“情诗”，有人说是“政治诗”，诗中的男女关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这种现象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其发源于楚辞确是非常明显的。常常，你把中国诗读的越多，读的越熟，你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楚辞的影子，楚辞真是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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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 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 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 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 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 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 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 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 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 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 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 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 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 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 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 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 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 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 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 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 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 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 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 比的快感。 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 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 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 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 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 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 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 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 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 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 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 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 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 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 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 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 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 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 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 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 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 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 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 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 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 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 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 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 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 求采纳
例文：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