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怡灵颖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英菲有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要了解中国服饰那多样的款式、独特的风采、鲜明的色泽和精湛的工艺，首要的课题就应该浅知一点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服饰文化发展轨迹，这样才能通过浏览，去着意开开掘中华服饰文化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编辑本段中国服饰文化简史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如战国人所撰吕览和世本记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殷商时期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额定发展，在物质上又有许多物质文明的局措。从甲骨文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就有桑、茧、帛等字样，可证明农业在当时的发展。又从出土的商代武器铜钺上存有雷纹的绢痕和丝织物残片等，可见那时的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殷商甲骨文中，可见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制度。 周代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侈，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的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唐 隋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只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才以其长时间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唐人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频繁，各民族同唐人杂居内地的也很多，因此，唐人穿胡服的装束常会在该时代的文物中见到。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 宋 宋代北方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贵族统治领地，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续资治通鉴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可见南宋京都也尚北服。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绫、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 元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带帽笠为主，男子多带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从其便了。妇女服饰，富贵者多以貂鼠为衣，带皮帽。一般则用羊皮和毳毡作衣冠材料。当时的袍式宽大而长，常作礼服之用。元末，因贵族人家以高丽男子女子的装束为美，又流行起衣服、靴、帽仿高丽式样。 明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姓服饰、内臣服饰，其样式、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就连日常服饰，也有明文规定，如崇祯年间，皇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出面活动，然也印证了当时平民百姓的衣饰。明代妇女服饰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则用蓝绢布。明代的衣衫已出现用钮扣的样式。明代妇女的鞋式仍为凤头加绣或缀珠。宫人则着刺上小金花的云样鞋。 清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曾下令：“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清代又实行逼令剃发易服，按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服饰制度坚守旧制，尤其在男子服饰上，保持满族特点而延续极长的时期。尽管清代三令五申废除明代服饰，然其官服上的补子仍采用了明朝的样制。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也仍承前制。清代的官服等级 差别主要反映在冠上的顶子、花翎和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类。若排列名次可从皇帝开始，依上而下有皇太子、皇子、亲王、奉恩将军、公主、驸马等皇族宗室戚属。异姓封爵的有公、候、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未入流的品官，以及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外郎蓍老、从耕农官。此外还有一等、二等、三等蓝领侍卫、侍臣等等，其官服均有严格区别。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政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族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越来越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近代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侵透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早期，服装式样变异甚少，民间仍然是长袍马褂为男子服饰；女子则上袄下裙。之后，商业贸易日渐昌盛，洋货大量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使传统的服饰穿着有所变动。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欢迎，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为衰落，西方缝纫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女性的时装，由于缝纫精制、款式合乎时代潮流，影响尤大。风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样式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尚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过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驼背的旧貌，让女性体态与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大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仿效，几乎成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意，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英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１〕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