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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深圳市翠园中学初中部 陈建宁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 
一、有教无类：教育普及的萌芽阶段 “有教无类”作为一个命题，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从人的外在性来看，“有教无类”是指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贵族与平民，人人都应该受教育。第二，从人的天赋素质以及后天的习惯与行为方面来看“有教无类”是指不论智愚，不论品行善恶，只要诚心求教都当给予教育。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他们来自鲁、齐、晋、宋、陈、楚、秦等各国。有贵族出身的南宫敬叔、孟懿子和司马牛等，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鲁之“鄙人”子张；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身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的颜渊；有比孔子只小四岁的秦商，也有比孔子小五十多岁的公孙龙。在孔子的私学教育中，不分民族，不受等级、地区、年龄等条件的限制。 当下，为了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我国相继推出了“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等助学计划。同时，还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使教育走向大众化，普及化，这与孔子“有教无类”“教育平等”等教育观念不谋而合。 二、教师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儒家认为一名好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学而不厌，具有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具有良好的教学态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应善于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等等。这些品质，在今天仍然是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代宗师，他认为学习应该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反对那种“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求学态度。孔子重视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此孔子学无常师。孔子还说过：“学不可以已”。在儒学看来，学习知识作为一个过程，它是永无止境的。孔子还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含有在“博学”的基础上走向“专精”的思想意蕴。孟子则明确提出了“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主张既要广泛学习，又要加以融会贯通，掌握要领。儒家非常重视教师知识更新的问题。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还注重“学而时习”。儒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儒家尊重教师以及对为人师表提出的具体要求，对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教学方法论 历代儒学大师多直接从事教学活动，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教学过程中某些规律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 第一，因材施教。孔子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因材施教方法获得成功的教育家，实施因材施教必须对每个学生都有全面的了解，孔子就非常注重这一点，平时十分注意观察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教育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还注意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智力水平进行教育。“因材施教”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种传统教学法。 第二，启发诱导。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启发式教学方法。他最为欣赏的就是遇事皆问“怎么办”“为什么”的态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只有受教主体真正是从内心里想要解决问题，才是施教的最好契机和最直接的动力。在教学活动中，如果不能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老师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的。教师的任务首先要促使学生达到“愤”“悱”状态。现代教育要求教师充分尊重每一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性客体变成积极的、主动的主体和中心，使教育过程真正成为学生自主自觉的活动和自我建构过程。这既是对传统启发式教学思想的继承，也是现代化教育方式提出的新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第三，教学相长。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既解答了学生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知识水平；其二是“相观而善”，即师生间的相互切磋，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共同进步。儒家教学相长的思想，提示了教与学之间的本质性规律，即教与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而这种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教育教学活动无疑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四、教育目的论 教育目的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儒家从“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出发，论证贤才的标准便是“仁德”修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了实现这一人格追求，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的“六艺”教育传统，以《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来教育弟子们，要求他们在“礼”的约束下，尽力去实现“仁德”。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儒家的德育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德育体系也有很大帮助。我们认为：“学也者，学做人也”与“教也者，教做人也”，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儒家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德育方法，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塑造出理想的人格典范，为全社会所追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一代代英才的出现，都与儒家所塑造的人格风范有着直接的关系。 纵观儒家的教育思想，它对我国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是巨大的。儒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面临两种情况：首先是儒学本身的改造与调整，努力使自身适应变化着的时代；其次是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人们一直在努力挖掘儒家思想中更多对现代社会前进发展起积极作用的那些成分。
一、何谓“儒”，西方看儒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学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儒学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人 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其经典著作有 《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荀 子》等。中国古代早期各类知识和技能都掌握在各个政府部 门的官吏手中，即所谓官学。学术都是由政府控制的，通 过贵族学校向各个贵族子弟传授，主要研习“六艺”。下层 的某些知识分子如果掌握了礼乐制度，就可以参加国家 的政治，甚至成为贵族们的老师。这些下层掌握着各种 “术艺”的士人和知识分子，逐渐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 “儒”。《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就是掌握 各种知识和技艺的士人，这种知识和技艺，小到乐舞军 事，大到治理国家的道理。由于这些人不仅有知识和技 能，而且常常精于礼乐，显得有文化，有修养，看起来彬彬 有礼，柔和谦逊，因此被称为“儒”，表示其学问深，修养 好，技艺高。孔子是儒士中的佼佼者。孔子说：“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孔子凭借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深厚 的礼学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精深造诣，吸引了当时的 一大批优秀人士，并培养了大量的儒者，形成了自己以 “仁”为本，以礼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西方人对中国的了 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认识而充实 的，而西方人了解孔子，最早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当 这些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更令他们惊奇的是，中国的士大夫们都崇 拜孔子，可是孔子既不是神，又不是宗教家，为什么能够 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无疑促使他们开始研究孔 子。“Confucius”即是孔子，“confucianism”是耶稣会士制 造的名词，其概念也被后代学者不断修改翻新。西方学者 研究孔子，根据的材料往往只是《论语》而已，对其他的儒 家经典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在17、18世纪，孔子的思想在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曾经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二、儒家教育思想三波澜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居于一 尊天下地位，除了儒家内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与儒、法。经常进行斗争外，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儒家教育思想大致 经过了三次大的冲击和变动。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大分化的时期，自 公元220年曹操统一北方，与南方的刘蜀、孙吴政权形成 了三国鼎立之势，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后，才结束了 长达360年的分割局面。在这个时期，经学衰落，佛学传 入，学者们便由儒学转向玄学的研究，以研究《老子》、《庄 子》、《周易》为基础的“三玄”之学，日益发展起来。自此， 魏晋玄学冲击了儒家教育思想。宋明理学隋唐时期，佛学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唐代实行三教 并举的政策，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儒、道、释三家的斗争 和融合，便形成了以儒为主，兼容释、道的理学思想体系， 为宋明理学打下了基础。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 的最后阶段，是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以“理” 为本体论，以道德性命题作为研究内容，它的形成，一直 影响到封建末世元、明、清几代。近代西学近代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是中国传统儒学面 临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近代中国，列强用洋枪 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入侵的同时带来了西方 文化，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随之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 于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而为 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基础。如果说前两次冲击 还是在旧有的文化思想领域内进行的话，西学的冲击则 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对中国旧有文化思想的否定， 乃至无产积极文化思想对原有的封建文化思想以至资产 阶级文化思想的批评和评论的复杂局面。国学、儒学渐渐 被人们所抛弃。而西方人在工业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新的 社会制度，对中国的认识也趋于理性。他们发现，中国的 现实并不像孔子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因此儒家思想 也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三、儒家教育思想研究重现热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未能深刻认识到国学的重要 性，儒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地歪曲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发展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无论是在充实 和巩固中国人文化信仰方面，还是针对社会越来越凸显 的躁动不和谐的现象的反思，或是在经济繁荣发展背景 下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和领域 成为了被研究和审视的主角。世界在改变，交流也越来越 频繁，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也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思 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