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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言的文学作品。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的华文文学运动。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1925年，李西浪（？~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 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相对于西方的科学化、理性化的现代管理，华商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是对它的重要补充，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其独特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华商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西方的“对物不对人”的科学化、理性化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开始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人们开始将管理的目标由物转移到了人之上，由以物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把管理的重点主要放到了对人的管理。华商管理哲学中的人本思想给人们开创了管理的新境界，企业的管理者们开始逐渐由过去单纯地以硬性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重视对人性的激励和人才的培养上，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以人为本”的中心理念和价值观，投射到现代管理功能、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的架构上，就能够显现出发挥人性、开拓人力的管理特色，能够弥补西方管理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人的自内而外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实现管理目标。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不是以促进和改良科学管理为终极目标，而是以改善社会的运转机能，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以促进人性社会的实现为主要目的，从而不但体现了其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其社会价值。 2、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就是“没有管理的管理”，是一种“德服”，即管理者通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进行管理，用典范的形象形成良好的环境，让人们在榜样的感召下自觉地行动。 它强调管理行为的超脱、适度、使众和感化，注重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重视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调和。“无为”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种“身体力行”，“上行下效”，是以德服人，用榜样的力量使人信服，达到管理的目的。与西方管理中的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权威的力量使人服从，从而达到管理目标相比，“无为而治”无疑是更加高明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具有更高的管理效能。作为一种管理艺术，它越来越引起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的重视。 3、华商文化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 华商文化提倡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德行合一、诸权一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是把企业视做一个大家庭，企业应该具备一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建立和培养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将群体意识注入企业文化中，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华商文化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强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大一统的整体观念还体现在把企业视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企业在从社会获取收入和利润的同时，还应该回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应该将自身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紧密协调，应该努力与整个社会保持协调发展。这种理念有助于增强和培养企业及其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和员工在参与经济运行的同时，不忘维护社会风尚，遵守社会道德和社会风范。与西方把企业仅仅当做单一的投入产出体，毫无顾忌地向社会夺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相比，华商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的整体思想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 4、华商文化的“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 华商文化一直强调和为贵，主张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下求发展。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双向对称”思想正是这种“人和”思想的体现。该思想的核心是，企业公共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在公司与公众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要求公司一方面将信息传播给公众，另一方面将公众的意愿和信息反馈给公司，以便公司吸取民意，为调整、改善自身找到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交流形成双向沟通，对称平衡。由此可见，“双向对称”旨在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环境氛围，树立美好的形象，广结良缘，广交朋友，减少摩擦，化解冲突，创造“人和”的社会关系，以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这正是华商“人和”、“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世纪将面临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生存空间的减小，对市场和资源的瓜分，将使得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需要一种文化，来缓解一下“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使由竞争带来的紧张人际关系得到和谐。由此化解各种引发灾难的问题，把战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带给人类社会重大灾难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商文化所强调的“人和”对于新世纪的社会正常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