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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 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 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 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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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inglan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267, New York:Routledge,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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