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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秀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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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切世俗伦理道德的基础和发展,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一些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通常还包括超自然的东西,进行阐释并做出反应。在既存社会中,宗教是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制度性组织之一,它不同于政治、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各种经济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等。“宗教的兴趣似乎在于追求某种比较朦胧的和不可捉摸的东西,而人们对这种东西的体验真实性却是十分不明确的。”[1]当然不可否认,宗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在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4亿2千多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79%,其中基督教徒18亿多,伊斯兰教徒10亿,印度教徒7亿,佛教教徒3亿。[3]这些数据显示了宗教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在人类社会里,宗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社会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一直渗透在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给它们以深刻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中,惟有道教是在我国形成的本土宗教,佛教传入我国时间较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佛道两教教义思想相融合,形成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并在现阶段的中国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则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主要流行在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中,并与这些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兴起最晚的宗教。它比佛教晚一千余年,比基督教晚六百余年,可是不久便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后,不仅在中国扎了根,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了穆斯林人数较多、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宗教,对我国十个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宗教。因此,我们不可忽视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和在我国历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中国伊斯兰教在漫长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虽然烙上了汉民族的特点,但最基本的方面却没有变化,如:“六大信仰”、“五项功课”、主要饮食禁忌等,尤其是在宗教仪式上的保留和沿袭更是体现了宗教对教徒的心理内化和行为规范的功能,它能够给教徒提供支持和安慰;为教徒的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提供给教徒一种认同感;使教徒超越日常的现实生活,并且使教徒在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能够顺利过渡。天主教和基督教基本上是伴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入而发展起来,虽然传入中国后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本土化,但相比之下,总还带有较浓厚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特点。五大宗教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所以流传的地区和影响的人群也各不相同。这五大宗教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组织,一直作为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个人内心需求存在着。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认识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从总体讲,从长远看,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的突破,人们对客观世界乃至生命本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从而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也会愈来愈深化。但是,沿着这个总趋向发展的进程是漫长、曲折、复杂的。当遇到社会剧烈的发展变化,又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宗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会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过来使其3认识论基础得到新的滋养。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展现着人类情况的一些基本方面。目前在一些社会中,“宗教设置既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又是实现社会变迁的手段。”[4]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或功能历来都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宗教社会学家们所探讨和研究的核心所在。宗教从产生到现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阻碍作用,如何处理和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也是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宗教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如何来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相互适应,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正是吾之所思。笔者之所以选择从宗教的社会整合和内心需求功能作为视角来探讨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就是:(1)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宗教社会功能中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功能之一,它是宗教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是宗教能够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出现了社会的异化、个人信仰及理念的失落、个人内心世界的迷茫,由此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宗教的需求。(3)面对现阶段中国,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其复杂性,并依此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主动地对待宗教,二者相协调而谐和的发展途径。二理论综述:西方社会学的宗教理论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是一门年轻的

基督教中国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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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论文 英文The Medical Missionary’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ocial Sciences and Missions25 (2012) 1–20 ,brill nl/ ssmChristianit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see R G Tiedemann edi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the present, L Boston, Brill, Drug or medicine? China’s experience of Mars’s opium thesis on religion,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Published in UK), V 2, Number 1, June 2008, 59-The Jesus Family Movement (1921-1952): A Christian Utopia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Autumn 总第23卷第3期。 中文明清以来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8日从基督教界、学术界、政界三个视角看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17日。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5。(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2期转载。)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复旦学报》2009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11期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2期转载。)共产国际与非基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光明日报》2004年1月13日摘要,《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1期转载,加拿大《文化中国》全文刊出。)“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期,摘题目。)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学人》13辑,1998年。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文史哲》1995年第5期。晚清知识分子非基督教倾向的文化原因,《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晚清西学源于中学说,《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二、著作主要著作:《宗教慈善与中国社会公益》,第一编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冲突的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台北市: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编著:《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编者《宗教·教育·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一编者《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主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第一编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译作:《宗教的七种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译者。《齐鲁大学》郭查理著,珠海出版社1999年,250页,第一译者。《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柯文著,《文史哲》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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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ND七

拜上帝会 洪秀全 基督教 民间信仰有的学者认为,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这种说法夸大了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色彩。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 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著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 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著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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