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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圣经》与科学发展观的特征 一、科学发展观唤醒创新基因的特征创新是一种观念，观念没有理性。创新是二特性对局，对局中间有一个创新的第三空地。创新是博弈中的常数，常数是人的创新潜能的价值体现。文化创新是大自然中的无性繁殖，文化创新又类似嫁接，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独特形式进行文明的创造，当最终看到创新的结果时，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文明了。人与他物的合成都属于未来，未来基于欲望，人的生存道路就是与他人一起用欲望创造未来。《博弈圣经》中说：“博弈的结构，不仅需要自己，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和一个观众，这是博弈存在的三条件。”任何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是除自身条件之外，还有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因此创新的文化基因也一定是一个三元结构，这样才能构成遗传与生态的文化遗传基因。任何被优先唤醒的科学与博弈的基因模式，都是一种观念思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优先唤醒的特征就是开发自己的欲望，将情感和价值观传播给对象，融入对象的文化中成为新的基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能从对象那里实现欲望都是唤醒，是创新，是进步。《博弈圣经》中给出了“进步”的定义：“就是你在传承的方向上播撒的欲望，反应在他者的思维中。”其实生命进步的奥秘就是在危机中不断地将活着的优势基因取代低效的模式。生物行为创新的现象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移动、奔跑才不会被捕食。 科学发展观就是被唤醒的大自然的基因模式，它不是一个人的文化，里面不存在个人理念，它是大自然自身发展的一条道路。《博弈圣经》中说到：“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发展”一词就是战略里的持续性特征，也是科学的自然属性。在自然实体中生物与自然的优先快照，就是观念，“观念是自身知觉、意识、思想、理智的对象”。我们的观念一定符合以上的科学与发展，沿着大自然铺设好的这条无形的道路前进，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任何政治家利用这一点都是找到了对政治、经济、军事及对智者文化的开放，都是找到了一个博弈取胜的非同步时间空间概念，就是让人们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偶然和秩序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博弈圣经》中得到启示：人的头脑越热，越冲动，越显示出时间的紧迫和空间的狭小，那么，开放的时间使人在自由的空间里冷静思考科学的理性，使第三空地得到扩充，也使创新空间得到增长。不难想象，创新一定是多元化、多态式的双赢结构，根据《博弈圣经》中的国正双赢理论，双方对抗无双赢，“国正双赢理论可以用于日常所有的事物，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双赢概念的理论，只有大于两个以上的合作，才能谈双赢。《博弈圣经》里的国正双赢理论，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多元化合作，双方才会出现双赢”。只有通过遗传交流合作才会显得庞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为自己打开一条崭新的道路。众多人的合作是一系列共同进化中的实验，假如不能取胜，你就要放弃自己，选择合作，继续博弈。合作就是放弃自己旧的博弈主张，在第三空地里形成新的梦想，只有合作才会永远改变着双方。众多人的合作在飞秒瞬间分出的信仰形成的生物蚁团行为是一种能源，它又为精神高涨的情绪制造更加开放的背景，以及把社会变成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园林。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命题和一个民族的复兴宣言，一定会形成东方人的主题观念，就像火红的年代，将东方红化。我们把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用国正论、自然哲学的非绝对对立的观点区分出层级和远近，科学发展观离人们越远，被红化的人数比例越大。根据被唤醒的概率和主题远近的关系，得出结论，和科学发展观越近的人越难以彻底征服他的那一半。所以，优先唤醒者作为各行业的领导人就显得稀缺和格外重要。人们经历的任何事物，在传播的路上一定有障碍，抵抗外来不是外来障碍造成的，而是遗传里的自然法则。生物总是在抵抗外来压力、坚韧不拔地存活着。人们在接受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基因、创新思维、创新结构和创新内容，再用国正论的博弈哲学将每个事件按各自的标准区分出大小与好坏、实体与性质，再用这种博弈的知识概念，寻找正理。《博弈圣经》中写道：“从东方人到西方人，一刻没有停止过对博弈正理的寻找。”科学发展观和其他万物一样也都是在寻找中进化着。知道自己的优劣特性，就是遗传的优先唤醒，即超前的信息处理，就是聪明。科学发展观不同于达尔文全部依赖自然的物竞天择的理论，又不同于1990年道金斯（Dawkins）出版的《自私的基因》这一书全部取决于生物个体的理论。他们的观点都是用国正论分配之后对单极属性和局部理性的陈述。他们是科学家，却没有谈到科学里的博弈结构。也许科学家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背景所发生的创造不是他们的领域。《博弈圣经》里的生物亲序建立的二特性博弈模式，会受益，也会受损。人的生物亲序就是寻找规律，回避错误，防止衰变。人们就连听话，也希望听好听的，对自己不利的话，听了反感，这是人生的一大行为特征。我们用国正论非绝对对立的哲学，对这一特性进行区分，由此设想生物亲序的自私性相对应着的还有人的利他主义。政治家首先把以人为本作为开端，把人生归于精神的议题，再把文化、文明、科学与博弈混合在一起，用正理均赢的自然特性使和谐与道德得到持续性的改善。均赢表现出的利他主义，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利他主义的动机才是最高级、最高尚、最动人也是最值得称赞之处。”它的美德会促使实现宏观整体利益。在现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生存的游戏就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博弈，人性中的合作互助的模式，不是有意的，而是生物亲序防止衰变的本性。科学发展观的均赢文化，在《博弈圣经》中这样描述：“真正体会到博弈的乐观主义和伟大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博弈的取胜结果就无可争议。”从每个人的精神到行为，处处表现出利他主义，会提升被别人帮助的几率。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独有的时代主题，是一种文化基因。人们认识优先唤醒的特征将形成浪潮，人人尊重自然，关注背景，服从社会本身就是创新，就是用主题的欲望优化未来。二、科学发展观“一观二论”结构的特征从我们首次思考科学发展观这个治国的纲领，就有人问科学发展观诞生于哪一天，这和普通人问宇宙大爆炸一样没有意义。它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没有因果，只是一个观念，大自然里存在着很多这样的观念。领袖和他的专家们是在一个实体中思考战略连续性方针的一群人，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一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方向，没有连续就没有稳定的空间和持续性系统，没有从这一物创造那一物的环境，更没有文明和价值的表现，也根本谈不上经济发展。领袖和各行业的专家们对科学发展观百年之后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即使这样，它里面经济学的意义也不能被很好地认识。谁为长期的社会经济大系统进行盈亏的危机预警？谁又为短期局部的个人博弈结果进行监控？社会为什么出现经济危机？个人为什么出现贪污罪恶？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正理均赢论就是了望社会经济系统的望远镜，给人与社会的未来经济危机与贪污罪恶进行远期预防。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和第三空地论是人类经济游戏中防止一切灾难的博弈正理。回忆社会与个人的经济灾难，人们会有所感悟：危机是内部一帮人在狂欢中公开蚕食实体的游戏。贪官是内部一个人在迷醉中自我欣赏性质的博弈。我们用《博弈圣经》中战略和战术的定义，看战略和战术的对应关系，用国正论进行定性区分，就会知道科学发展观是符合战略里的发现，不是战术里的达成。“罪犯创造的罪恶只包含在战术中”。“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文明的文化性质。”这个战略性命题，显然是一个重大发现，尽管它是一个简短命题，但它可能极大地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思维和行为，创造一个新世纪的经济秩序。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做，从人们首次仰望科学发展观开始，就把这个命题错误地当成了理论进行猜测、评估。社会上一些聪明人开始对科学发展观的背景、起源、本质、内涵、核心等等进行了字面上的解释，结果是众说纷纭。人们凭个人的主观想象，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更遥远的猜想，好像人人都在谈宇宙的大爆炸、星系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基因的排序、生命的合成等等。一个世纪性命题，是刚刚开始的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个文化进程也不可能突然被高端人物的智力所理解，也不可能被几句话所解释。《博弈圣经》里《博弈文化盛宴》一文中说：“领导人的行为一半是道德，一半是博弈。博弈是决策优先，道德是对抗默认。超智慧的领导人知道多少忍让，又何时竞争。他们总是寻找战略主题，制定规则，让他人竞赛。”只有竞赛，人心才会振奋，并被命题统一；只有竞赛，才能显示出文化命题引起壮观的生物秩序。其实，很多人仍处于一个低级竞争的认识阶段，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行为还是很简单的，大多数人见到利益的时候，本能地表现出原始竞争的自私，用战略的长远眼光看待这种赤裸裸的竞争行为，好像直接扑向食物。或许人们还不能真正简单地认识这些词的意思，如科学、文化、文明、知识、规律、真理、战略、战术、哲学、经济学、感情、爱、爱情、熵、正理、交流、观念、进步、道德、博弈等等。人们还缺乏太多知识，根本不知道科学发展观在传递执行中，需要一个正理均赢论的主线作为度量人力行为的尺子，直接将它引入具体事件中，就会对它产生疑惑。人们还无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高深，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什么是科学发展观？谁知道科学发展观？目前，科学发展观也遇到了一些理论上的困难，我们必须知道它的结构特征。今天，我们用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观看待它，就会想到人的行为有三特性，水分子是三原子，DNA模型是三夸克，由此推断，科学发展观也似乎是三元结构：一、科学发展观二、正理均赢论三、第三空地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观二论”结构特征。按照人们认识物理世界的习惯，一个为粒子，二个为数块，三个为实体，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实体，而且是一个“博弈实体”。这就符合人类认识自然的机理，能被人感觉，被人接受。人们越来越把科学发展观的未来与自我联系起来研究正理概念。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很多政治家用正确与失误的历史，一直将东西方主题文化进行交流，西方主义、东方思想、现代理论都以各种形式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基因结构是“一观二论”，这个三元结构很完整，以后我们讲述科学发展观的故事，会用大自然中的正理均赢论和第三空地论进行解释，才让人信服。用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建立的学说，感受到人在第三空地里有无限创新的价值潜能，并从中获取赢的能量。《博弈圣经》上说：“经过细致解读分析才深深地理解这是自然科学上的辩证和创新。相对性的国正论是连着两个世界的桥梁，它中间的第三空地象征着一个可创新的美丽世界，是深刻现实的艺术中心，那里表现出最深刻的精神现实，就是创造博弈结构的无限可能。一切创新突破都介入了人与世界的相际关系，一切创造都是博弈的结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背景对局中的第三空地越是空无一物，越有无限的潜能，人们看不到的自我价值就实存在那里。我们用国正论区分出实体与性质的过程，也就是知识应用的博弈过程，它们的能量和信息可以在“一观二论”的三元结构内传递和均衡。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是依据热流自发性的特点和热扩冷缩进行统筹，就是要用国正论在第三空地里进行均赢的分配。科学发展观的正理均赢论，它表现出的文化让人们看到充满人性和友谊的文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揭示了人类最文明的进步，它是一个安全、繁荣、平等、均赢的和谐的观念。“一观二论”建立的和谐社会，它让人们的行为与自然同步，持续地不受自然和他人的影响，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战略目标。三、科学发展观在飞秒瞬间判断派别的特征从泽维尔发现了“飞秒”这个最短的时间，从他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刻，“飞秒”这个瞬间已被世界关注。人的一生中有无数个飞秒瞬间，无论任何事情，我们用国正论分出大小的过程，就是在那个千万亿分之一秒分成了两半。无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还是悲惨凄凉的形式，粗略地看待它们，好像是时间的煎熬，其实是经过飞秒瞬间之后，给予我们的感悟。让人无奈的是，我们感觉到的一切奇迹、遗憾或叹息都是经过了飞秒瞬间之后，才让我们看到。给我们这种奇妙的感觉，都是相对立的两方由飞秒瞬间穿越之后，它们的状态才固定下来。人们表现出来的爱与恨、情与仇、好与坏、美与丑、赞成与反对、欣喜与灾难，相互的确立和转换也都是在飞秒瞬间界定了派别。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它和其他的文化一样表现出同样的性质。人们开始愿意接受的文化观点都是先接受了它们的表象，经过一段时期后，真正与主题基因发生亲缘似地互动时经过了那个飞秒瞬间，文化派别就这样被哲学确定了，派别的立场就成了分离不变性的“博弈实体”。《博弈圣经》中说过，两次直观才可进入实体，实体是国，可以从中剥离出无数的可能。由此得出结论，不经过飞秒瞬间看似融入主题的文化派别，也只是进入了一个空间单位，一半的行为仍是个人的性质，不能代表稳定的“博弈实体”。正因为实体文化的虚无性质，才需要根据主题要求，在飞秒瞬间进行分离，并吸收扩大文化派系，才能保持派别情感的实体特性。经过飞秒瞬间将主题的文化基因积累的爱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基因里，那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爱。《博弈圣经》对爱这样陈述说：“我们把文化进程中被瘾魂驱动的欲望抛弃了自我之后，自由给予的真、善、美，定义为爱。”这样一个个被唤醒的高官，他的行为有一种无私的爱，才是忠诚的骨干，就是一颗拥有魅力的野性种子；他会利用各种发起、召唤、倡导、指导的优质遗传特征，传播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基因；他会改变一大片，这一大片里还会出现种子。聪明的文化基因，总是优先被唤醒，呈现出中心，它是防止自身衰变进行生物博弈的创新繁殖。这是我们从遗传学那里得到的启示。在连续的文化进程中，让他人接受科学发展观的文化，要靠多次的遗传交流才能逐渐地接近派别的飞秒瞬间。我们可以看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步伐很大，口号响亮，仍不见奇效，完全可以想象，唤醒人类在第三空地里的创新行为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只有不断地对科学发展观的“一观二论”进行相互的红移轰击，喊多了，就变成了自我的内容，看到了科学发展观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影子。《博弈圣经》曾有一段描述：“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肖像和名字的敏感性，仍是存在一种神秘的知觉，因为无论什么人的生物特性都可以对实体影子和实体肖像产生神秘性，像把梦境看成实体知觉一样，有一定的实在性。”科学发展观的“一观二论”一旦被接受，适用文化相对性，随时都可以跨越飞秒瞬间，分出真假文化派别，分出博弈的阵营，表现出感情，正像《博弈圣经》中说的：“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如果不能依据国正论的哲学，在飞秒瞬间区别出大小（就是博弈实体与性质），就不能对科学发展观表现出感情，就不能信仰它那至高无尚的主题，也不能融入它的内容；即使在一个阵营也只是一种形式，一旦遇到困难，一半的可能性不会表现出感情忠诚和坚定实体的信念，内部将会出现消极、论争、障碍、麻烦和危险。任何虚假或不实在的表现，都是想用博弈的手段，战胜对方，独享支配权。科学发展观是领袖对战略文化的思考，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纲领。在实践的过程中，文化只有一次次达成，文化没有成功，只有前行。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再理解战略的连续性就是发展，发展就是创新，我们把大脑对科学和发展的抽象快照看成观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科学发展观红移辐射的冲击。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实体，任何一个实体都是一个博弈的平台，站在实体一边会占优。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竞争就是博弈，博弈的飞秒瞬间都是有输有赢。失败是博弈的结果，所谓成功也是博弈的庇护。四、科学发展观成长过程的特征假如科学发展观是文明的起源，是又一次东方文明的轮回，我们就不应该思考科学发展观的诞生和死亡，而应该考虑它的繁殖和成长。如果东方社会是个大摇篮，科学发展观和它的民众做着的都是幼年的事情。东方的社会学很发达。由于近半个多世纪无奈的探索，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研究者，没有发现高深的理论。以后会有大量的科学家联合参与，将理解力合成，搞清楚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一观二论”的三元结构，它的引力是什么？“正理”又是什么？不能再用表现普通事物常用的本质、内涵、中心、规律来解释，这些词直接塞进这个战略文化命题里，经不起推敲。科学发展观有它的文化结构即“一观二论”，用正理均赢论和第三空地论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上，你就不会再让科学发展观摇摇晃晃地走在似懂非懂的边缘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行为是万物的开端。以人为本，不是历史上的以人为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主义是博弈的自我，自私又会成为博弈失败的幻觉，这不是物理学家的结构，而是政治家的发现。人是一切事物成败的开端，人的聚集有创造新世界和改变旧世界的义务，人是万物的创造者。人的博弈行为是个人的第一生产力，又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人是主题文化的实践者，又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把以人为本列为问题之首。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改革开放，用创新的思维和行为开发新的技术，并应用这些智力的成果，重新组织人们的活动。东方人也许会因为这一种文化能量的巨大辐射，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发生红移辐射的空间里发生变化。自己能否在这个空间里成长起来，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散落在这个空间里优先唤醒的种子。一开始这些种子并不是明亮可见的，这些人会带领着政府一帮人组成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在各行各业里推动着创新工作。当科学发展观还没有达到最热烈状态时，各自已经发挥了最大能量，表现出价值，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能源。它在以国家社会为组织单位的尺度上，从而控制越来越大的空间体积。以人为本的创新行为一直持续下去，会源源不断地从创新的物质中形成输赢与均衡的经济体系。只有创新才是未来的绝对优势，在未来稳定的道路上才能逐渐地实现技术化控制。我们看到的一个个奇迹或奇怪的偶然现象，都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创新，如果没有科学的普适性，也都属于不能复制的个别的偶然现象。人们看问题总是爱回到童年，依赖历史的状态，也就是等待博弈中的巧合与偶然。大自然设计了那些偶然的事件，当人们回顾那些现存的历史，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显得自我很聪明。所以，人们习惯用过去开启未来，用早已衰亡的东西指导现在，这都不是创新的思维。成长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引导人们用国正论的创新思维分清实体与性质的知识论。在科学发展观可靠、包容的系统中，以人为本，不分领域，不讲智力，不管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真正广泛地让每一个人的观点和其他角色建立关联并在改革开放的自由环境中进行文明的创造，以占优之和让更多的个体形成不同的繁盛，和科学发展观时代一起成长，让繁荣的过程在自己身上发生，与时代共荣。一个时代辉煌的历史，首先是有一个文化命题，《博弈圣经》中说道：“任何一个创新，首先是标题的创新。”任何事情都是先有一个命题，人们因命题集合起来，与命题互动。未来繁荣的社会到处应该看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和竞赛。成长的第一特征，就是通过竞赛激起的情绪在飞秒瞬间优先唤醒更多人和主题一起呼应，像重大庆典的阅兵式，整齐的方块队伍，用皮鞋踏动大地的声音，最能激起一个民族的兴奋之情，从而自我显得无比强大。因此，我们发现人的精神会融入背景，成为自然实体的一部分。一段时间之后，一部分被优先唤醒的人已经呈现出中心，成了积极分子。在各行业走在前列的人已经成了专家和明星，这都是竞赛的事实。由此得出，离主题越近，越容易成长。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成长和繁荣的过程就是把握科学、正理、均赢、连续与创新的博弈过程，也是人类寻找正理的持续发展的过程。或许，不久之后，更多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政治家彼此携手去研究这个文化命题，把各行业零星的理论归纳成发展原理、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他们会完整地告诉我们关于科学发展观自身的来龙去脉。我们讲述人类与自然的故事，就是讲述科学发展观创新的故事，也永远讲述着自己成长的故事。 
形势与政策论文 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催生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回眸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科学发展观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转变，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思想大解放，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石。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发展、催生新生事物的强大力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基石。没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和1992年两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两次大跨越。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共识，都使我们党在冲破“左”的樊篱、摆脱“两个凡是”束缚和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创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实践中，坚决破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冲破发展不计成本、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思维定势，坚决消除“重物轻人”的思想理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展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经济建设的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不容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出现了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更呼唤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社会发展的进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撑。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不断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动力支撑的。30年前，我们党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群众对生活质量的渴求越来越高，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而且关注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重视经济指标，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指标;既要重视近期指标，也要兼顾远期指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始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民生，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更丰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同，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践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撑。 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经验的最新总结，它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发展观，我党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笔者认为，依法执政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它能够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要求，它可以使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依法执政 政治文明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往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发展，我们的认识其实并不深刻。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集中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即“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些都是在充分总结我党五十几年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既实事求是，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也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突破。 科学发展观与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宏观科学指导，提高执政能力是我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我党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经历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最后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的过程。发展观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执政能力的提高，这就是“科学、民主和依法”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就是坚持按照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要求；民主执政，就是坚持执政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科学发展观的群众基础；依法执政，就是坚持把体现执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作为基本依据，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简言之，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要体现到依法执政上来。 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和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在发展中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具体说来，首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包括生存的需要，也包括享受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其次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自由。要不断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第三，要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包括就学、就业和创造等方面的权利。要树立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观念，创造人民平等发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身体健康素质。概括说来，就是要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得以实现。 还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十分重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既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合理保护环境、科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刻认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全面准确把握“三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观，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 三个文明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政治文明建设。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只有这三者协调发展了，才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过程中，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引，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当党的发展观存在重大缺陷时，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但仅仅有科学的发展观，还未必能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所谓执政能力，是我们党在执政活动中，通过协调党与政府和社会其他团体和组织的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力。一个党能否科学地协调党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能否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政治的执政方式。 二、依法执政的意义 依法执政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的执政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通过执政党遵守人民制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因为这些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人民的利益的直接表达。 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保证把人民的利益稳定地表达出来。米歇尔斯曾经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尖刻地称为寡头统治铁律，“政党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2]]我党会不会也犯这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克服这个铁律的关键所在是她不能有脱离人民大众的、属于政党自己的利益，也即执政行为本身不能成为党的最终追求，组织的自我保存也不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党的终极目标，党最终要做到以人为本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那么，如何保证党永远服从人民的利益？ 革命领袖的结论是民意、人民利益要靠民主执政来体现。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未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在他看来，人民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主体，民主是克服权力政治的最好方式，要想保证人民的利益实现，必须采取民主的形式，我们的执政过程中必须要有充分的人民的意志反映。但最终他还是未能把有法制保障的民主贯彻到执政过程中，他欣赏广泛发展群众参与的“大民主”，忽视、轻视法制，倾向“人治”，这些认识，成为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法律不一定以民主为前提，但民主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十年动乱是它最好的注解――缺乏法律保障的民主必然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未来的改革必须转向制度建设，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把人民利益充分体现在执政过程中。 要在执政过程中充分体现民意，必须要以群众的观点来看待政绩。这就要求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但在实践过程中，又不存在抽象的群众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能事事都要征求群众的意见，问问群众答应不答应，那样既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本也是巨大的。其实，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意志已经转化成了法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遵守了法律，就等于遵守人民意志，体现了人民利益。因此，依法执政就是以人为本、民主执政的具体实现方式。 其次，它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 在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精神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两个阶段之后，要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着重强调政治文明对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我们现阶段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就必须注重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和积极的因素。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各种规则和惯例的总结和提炼，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文明。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发生。[[4]]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精神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十六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在我国，要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明成果，善于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政治文明程度，并把政治文明建设与其他人类文明形式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既然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就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 建设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6]]在人治社会，民众守法而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民众守法，政府更应当首先守法，政府是否严格依法行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在西方，却鲜有国家直接用法律来规范政党的执政行为，因为他们对政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多党政治制度下，宪法不需要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而是规定各个政党平等竞选执政的权利，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政绩不佳、违法乱政，自然被反对党所取代。在我国，党的干部编制，属于国家编制；执政党的活动经费，包含在国家财政预算之内；执政党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建议权和对国家领导干部的任免建议权。党处于国家政治活动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也是国情所决定的。党的这种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在我国建设法治国，首先规制党的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管理活动。[[7]]也有人名之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即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8]]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9]]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要求宪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