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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学生对乡土文学的收集中感悟写作的内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风俗，一方气度。喀左县的乡土文化，是喀左县人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文学性及艺术性的表述。喀左县的乡土文化用它独特的乐观、明朗的旋律，表现着喀左县的精神与情绪，作为一名生活在喀左县这片神奇而厚重的土地上的小学语文教师，针对所带班级大部分学生是农村学生，作文基础薄弱，写作不知从何下手，自己很是着急，这也引起了自己的思索。为了让学生感受写作并不难，并不神秘，写作就在自己的身边，身边就有好多这样写作的素材与范例，于是，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到自己的周围收集乡土故事、民间故事、民谣，可以向村里的老者询问，也可以问自己的父母、家人，要求大家把好的故事、素材与民谣带回来，在作文课上大家分享。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他们收集了诸如关于喀左县“金鼎之地”的传说等。更有意思的是喀左县的一个著名古迹“鸽子洞遗址”，有关它的传说就收集了三种。同学们收集乡土文化的过程中，我发觉有的同学把听来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了，还发现同学们记录得不但很详细而且很有条理，我抓住时机加以表扬，郑重说明这样的记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家概括能力的表现，也是一种写作训练，就是一篇篇朴实无华的作文。这样的收获给同学们带来了知识，也给我带来了惊喜，我因势利导，说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民歌、民谣、传说、诗歌都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就是同样一个事情，因为每个人的立场、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了写作的多元化，表达出思想的解放、写作的自由。由此引导：写作在格调积极向上的情形下，从不同角度着手，进行写作的拓展、延伸，表达了人们的主观情绪，都是一种可贵的尝试。由此拓宽了学生的写作思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在收集中感悟写作的真谛，愿意自觉走入写作，也给予写作一片多彩的天地。 二、在对乡土文化的系列讲解里，营造出作文写作氛围 于是，在随后的作文课上，我结合同学们收集的乡土文化，运用作文课开展系列讲座，运用学生熟悉的乡土文化，营造作文写作氛围，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学生聆听了老师的讲述，看到这些传递了两千多年的民谣和传说，同学们由衷感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着的喀左人是在用他们的文化创造为中华文明添色加彩，他们也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到自豪与骄傲，也用童真的眼睛重新审视这片土地，不但唤起对土地的热爱，还在鲜活的歌谣里感受感悟生活是歌谣文学的泉源，带着一颗对土地热爱、感恩的心，似乎寻找到了作文的真谛。每个人都跃跃欲试，由被动到主动，被感动，感悟，从而达到生动，调动了大家的写作热情。 三、在对乡土文化的探究实践中，收获一片惊喜 为了让学生感受来自乡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带着学生们到公园古迹等地参观。同学们为老师给他们争取了这样一个机会兴高采烈，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我适时在参观前布置给他们一个任务，引导学生拿纸、拿笔做好笔记，先记录下沿途景点标志牌上的简介和描述，回去就自己感受最深刻的命题进行自由写作。同学们用充满好奇的眼睛，用自己的视觉感受着。整整一个上午，同学们记得认真、记得仔细，离开的时候，同学们还都依依不舍，对喀左文化充满无限眷恋，意犹未尽，满载而归。在参观后的作文课上，同学们激情四射，在作文里或者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不施粉黛都是文字鲜活，我们收获了乡土文化与作文结合的'累累硕果。乡土文化的魅力感染了同学们，他们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从作文里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博大胸襟与豪迈理想，在学生的描述里感到有一种民族风扑面而来，读后也让我在历史的厚重与恢弘里感受到了《观沧海》的气势，似乎聆听到来自远古的声音，感到了以乡土文化进行作文教学的惊喜——寻找到乡土文化与作文教学的结合点。 四、结语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自己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学生写作的道路，在摸索，在探索，在尝试，在自己开展的讲座中，在同学们对乡土文化的收集中，在喀左文化的氛围里感受写作，也逐步构建出乡土文化与作文教学相结合的平台。同学们也感到在作文写作中行文的快乐，还有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的时候的成就感，感受到写作着、思考着的快乐，先后有几位同学的文章在征文比赛中获奖，也让自己在学生获奖中感受由乡土文化浸润下成功的喜悦。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