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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意义：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孔子教育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孔子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逐渐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兴起的历史过渡时期，他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书中第二章介绍了孔子出生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少也贱”，长期生活在下层人物中，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他又有与当权者交往的机会，进可为官，这就是孔子既忠君又爱民思想产生的原因。孔子出生的鲁国是当时文化的中心，周朝的典章制度在鲁国保存得最完整，孔子自幼受到西周文化熏陶，因而对周礼非常熟悉和钦佩，“吾从周”便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语。 
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学思想。在《论语》中，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和问题，对“仁”所作的规定和解释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理解和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不可否认，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正因为如此，对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深度挖掘和重新解读，对于促进我们今天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便具有了某些积极的支撑意义。“仁者爱人”，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准则，这对现代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这里，孔子明确将“仁”规定为“爱人”。所谓“爱人”，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近、相趋、相合。孔子在建构自己的仁学思想体系时，主张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建立和保持一种有着严格等级秩序而又充分体现“仁爱”精神的社会关系。孔子这种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始于亲而非终于亲，而“孝”被认为是“仁”的真正起点。“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研究孔子仁学思想的切入点。但这句话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孔子的仁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伦理，进而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其目的是为维护专制集权统治服务。这种解读方式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亲亲之孝首先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最真实的自然情感，“孝”只是这种自然情感的最初表达。所谓“爱有差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关系，而只是血缘上的远近、亲疏。所以差异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原则”，是自然情感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仁”自亲始，很难想象，一个对父母都缺乏爱心的人，能够普遍地去爱所有的人。这里虽有远近、亲疏之别，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即是说，“仁”的本质并没有因为程度上的差异而发生变化。这些内容都体现出孔子以博大宽厚的胸怀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存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仁爱不仅要及于自己的亲人，而且要及于同类之他人乃至自然万物。孝弟为仁之本，这个“本”是说“孝”仅是“仁爱”的开端和起点，“仁爱”不可能仅停留于此，必然要进一步扩充和拓展开去。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使人人都能感受到仁爱，而不是以家庭为界限，将自己与他人、家庭与社会隔绝开来，更不是以家庭取代社会。尔后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对孔子的仁学思想作了简约的概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与“爱物”虽有不同，但是，仁的本质也没有变化，即都是出于一种生命关怀与爱。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人与万物是“一气相通”的，也就是说，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生命相通的。在“生命相通”的意义上，人与万物是平等的。孔子关于“仁”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开启了人类最真诚的同情心，这一基本精神具有超越历史的恒久价值。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现代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怪圈，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人之所以为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具有“仁”这样的道德理性，能够洞明事理，按照“仁”的法则去生活和发展。在处理人自身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二者必须兼顾，但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反之，我们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凭借着自然的“生生之理”而有了生命和灵性，仰赖天地资源而不断发展进步，如果不去珍惜万物生命，热爱和谐，回报天地万物之恩惠，这样我们岂不成了受父母养育而不报父母之恩的不孝之徒吗？我们还能配称是“德性的存在”吗？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又灵在哪里呢？因此，对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现代性的解读，确实可以从中领悟到深层次的生态伦理学思想。 显然，孔子关于“仁”的这一思想，即便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以实现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孔孟的民族观及其当今价值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久远而重大的影响，研究孔孟的民族观对于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孔子民族观的研究较多，而有关孟子民族观的研究则较少。因此，笔者试图对孔子民族观中倾向于少数民族的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同时，笔者会对孟子的民族观进行初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孔孟民族观的异同，论述孔孟民族观的影响及其当今价值。
一、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对以周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非常推崇，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下所引《论语》仅注篇名）然而，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少数民族，而是有着较为健康、平等的民族观。学者大多认为，孔子的民族观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习俗、文化上的，是后天造成的。管仲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况下，拯救了华夏文明。孔子对此评价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孔子指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衣着打扮方面：少数民族披发，汉族束发;少数民族左衽，汉族右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不同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并没有本质区别，是后天的习惯让人们有了不同的样子，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的区别也是如此。孔子的文化本位是华夏文化，尤其是以礼乐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周文化，所以虽然孔子的祖先是商代人，但他还是坚持“吾从周”。
第二，孔子反对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主张通过文化和制度建设来解决纠纷。反战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卫灵公曾向孔子询问战争方面的事情，孔子很不高兴地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一次，季氏要攻打属于东夷系统的小国颛臾，对此孔子强烈反对，还把帮助季氏攻打颛臾的弟子子路和冉有狠狠批评了一顿。“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在孔子看来，首先要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原则，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过上公平、幸福的生活，这样自然就会让别人对自己有好感，对别人产生吸引力，也就可以和别国、别的民族搞好关系了。其次，仅有物质文明还不行，还要“修文德以来之”，在物质文明之上，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尤其是礼乐制度。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兴盛，一定不是通过武力和压迫别人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实现的。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这些总结是准确的，但过于强调华夏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会给人造成一种孔子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错觉。实际上，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某些共同的道德要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孔子认为，有三件事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要坚持的，即日常居家有礼貌，做事情兢兢业业，与人交往讲求忠心，这是不同人类文明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并不是华夏族所独有的。很多“大华夏主义”的人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礼仪道德，进而歧视少数民族，并以此来解释《论语》，这是极端错误的，而且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第二，孔子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好感，多次想要到少数民族地区定居。“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想去少数民族地区定居，有人说那里文化水平不高，孔子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孔子的“道”得不到施展，想要坐着小木筏子流浪于沿海地区，大概也是指去少数民族地区，他甚至连跟随自己的人都选好了。倘若孔子对少数民族没有好感，倘若孔子认为少数民族不懂礼仪道德，孔子会想去少数民族地区吗？
二、孟子的民族观
相比之下，孟子的民族观更加系统，影响也更大，我们将孟子的民族观总结如下。
第一，和孔子一样，孟子也认为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有区别，这些区别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族群的文化都和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因此不能把一个族群的文化盲目照搬到另一个族群。孟子在和白圭讨论税收时曾经提过貉族的情_，认为他们的社会组织没有华夏地区复杂：“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孟子·告子下》）没有可以定居生活的城池，没有大型宫殿等土木建筑，没有祭祀祖先的宗庙，也没有华夏族那么繁琐的祭祀祖先的礼节;不像华夏族的国家那样定期往来，互送礼物，举行宴会;统治阶层人数少，机构简单，不像华夏族那样有复杂的官僚系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和生计方式与华夏族不同：“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 （《孟子·告子下》）貉族所在的北方地区降水量稀少，天气寒冷，不适合发展农业，只能从事畜牧业，唯一的农作物是黍。在这种经济水平之上，只能发展相对平等、简略的社会组织，也只能收取二十分之一的少量赋税。孟子认为，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统治者不能把华夏族的情况盲目照搬到貉族，那样会加重貉族的负担;也不能把貉族的情况盲目照搬到华夏族，那样会让华夏族的礼乐文明无以为继，进而造成“去人伦，无君子”的严峻局面。
第二，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不应该看血缘和地缘，而应该看文化。孟子说，从地缘和血缘来看，舜和周文王都是少数民族。舜的活动范围在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只能算是东夷，周文王的活动范围在西方少数民族地区，只能算是西夷，他们都不是华夏族的人。然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受到广泛的爱戴，他们走的都是以仁义统治天下的大道。孟子又说，有一个叫陈良的人，从血缘和地缘来看，他是楚国人，不能算作华夏族的人，然而他喜欢“周公、仲尼之道”，来到华夏地区学习，而且学得特别好，很多儒家学者都不如他。孟子对陈良的评价很高，认可他是儒家学者，并认为他是“豪杰之士”。以上都说明，孟子并没有以血缘和地缘来划分族群，而是通过道德和文化来划分。
来源：人文天下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一．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思想，应该是"有教无类"。在孔子之前，贵族阶层垄断了文化教育权，平民阶级没有受教育的可能，教育仅仅是局限在最高统治阶层范围之内的事，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统治者培养接班人。学校的贵族化，阻碍了文明的普及与发展，也扼杀了平民百姓的求知欲望。 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便打破历史的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他认为，凡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从善，应该一视同仁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不能被贵族所垄断。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意义的突破。孔子所创设的私学，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与"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的总结。他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地域，不分贤愚，只要虚心向学，"自行束修（十条干肉）以上"，他一律谆谆进行教育（《论语·述而》）。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南宫敬叔和司马牛外，其余多出身贫贱。 孔子从办学开始，直到73岁病逝，即使是在鲁国从政（任大司寇等职）和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中，也没有中断过他所酷爱的教育事业。他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发展私学，用一生的心血和生命，谱写了成效卓著的教育事业的凯歌，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一个人几乎用了成年之后的所有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这么多有用的人才，真可以称得上诲人不倦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孔子的称颂，也是孔子高尚师德的主要内容。孔子经常以此来要求自己。当他的学生以"圣"和"仁"来称赞他时，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教育学生，不但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因而赢得学生们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们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守孝三年。子贡深得老师器重，师生之情胜过父子，他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有这样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 二．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拒，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孔子曾对有的学生作过评价：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子路》） 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同上） 由此足见他对学生们的了解。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以《论语》中孔子对学生请教"仁"的不同回答为例，就可说明这个问题：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十七）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他心目中的最高道德标准。五个学生请教这同一问题，孔子的回答针对每个人的特点而各不相同。颜渊是孔子的学生中对他的思想理解得最好的一个，所以孔子对他的回答比较深刻、抽象，涉及到礼与仁的关系。仲弓即冉雍，有为政的才能，孔子认为他"可使南面"（《论语·雍也》，意即可以做一个地方的长官），所以当仲弓请教仁德时，孔子的回答就侧重于仁德在为政中的应用。司马牛"言多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告诫他仁德的人话不多，说起话来好像是迟钝的样子，以此来纠正他性格上的偏差。樊迟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所以孔子对他的回答比较具体，告诉他仁就是要爱别人。子张有时过于偏激，办事情好走极端，这种人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则显得不厚道。所以当他请教仁德时，孔子讲得比较具体细致，告诉他如何与人相处。 再看一个事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曰："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这一章具体阐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宋朱熹对此注释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才。"（《论语集注》）同一问题，由不同的学生提出，孔子针对冉有和子路不同的性格特点，用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德业修养，为后人提供了一堂生动的因材施教的示范课。 孔子进行教学活动的特点，是能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他们智力高下的不同"因材施教"。根据这一原则，他深入了解学生们不同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掌握每个人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他把较为出色的学生分为四个专业：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弟子各有所长。他划分专业，分科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首创之功。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如何传授知识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传统教育偏重于记忆和理解，因此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填鸭式的灌输而忽视启发式的引导。它把学生摆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使学生的创造精神得到发挥与培养。这种教育方法违背了人具有创造能力，希望实现自己才能的本性。久而久之，必然使学生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与压抑，跟不上的学生就会对学习失去信心，失去兴趣，就会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会失掉好学上进的品质。其实，这种倾向与孔子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也是大相径庭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这是颜回多年追随孔子学习的切身感受，他总结概括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