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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偏向形象思维，西方偏向抽象思维中国偏重于形象思维。中国的孩子从启蒙阶段开始，就会接触到大量运用形象类比手法的古诗词、中国寓言和成语故事等。在小学阶段，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更多，如形声字、描写类作文的学习等。抽象思维在中国低年级教学中占比则相对较少。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偏重于抽象思维。在古希腊时期，逻辑学就十分发达，后来的三段论等推理的理念，也成为西方人思维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体现在对事物的定义上，和较宏观的、描述性的形象思维不同，抽象思维更多聚焦于微观、概括或概念。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似乎在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的模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不再只注重菜的色、香、味，而更注重它的卫生与营养了。尤其是在经历了非典以后。还有，人们因为越来越繁忙的工作，觉得中餐做起来太麻烦，不如来个汉堡方便等。这样一来在饮食上差异也就不太分明了。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 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 ，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 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 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 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 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 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 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 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 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 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 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 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 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 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 存 。”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 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 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 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 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 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 写 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 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