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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发展，也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和国民床单走红一样，散发着浓烈的怀旧气息。 按照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的说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怀旧浪潮。其中第三次怀旧浪潮，始于21世纪，最初是以数码方式张贴老照片的怀旧，而后便转向各类老器物。而引发怀旧思潮的动因，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在“毛笔字走红”身上，能够找到相同的精神脉络。 “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因其涉及高校和文化，还是有其与众不同。在人们心目中，高校应该是一个极其安静的地方，安心教书、潜心求学。可现在的高校，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毛笔字通知书”，一笔一画，写的不仅是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这一意义上，“毛笔字通知书”走红，是又一次集体性怀旧，但又不仅仅是怀旧。今天，“多元”这个词常常被人们提及，但揆诸实际却又发现，多元时代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一元。现在都强调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可在不知不觉中，也丢弃了过去的一些美好。毛笔被硬笔甚至键盘代替，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取向，也很难回到过去。但在接轨中，是否就应该完全放弃传统呢?多元视野应有文化宽度，更应该有文化坚守，一些文化传统和思想价值，应该在当下被适度保存和坚持下来。 如果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我希望从没用过它。在这个更加强调多元和接轨的时代，有些传统或许不会成为主流，但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 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