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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资料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例三个 个税改革是社会公平的实现而非仇富 个税改革听证会的举行，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倾听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吸纳民众的意见，优化公共政策。毕竟中国的个税征收机制起征点太低，即有“劫贫济富”之嫌，客观上也有悖社会公平，使社会两级分化继续扩大。而听证会的举行，调高起征点，一定程度上是“按比例贡献”原则的体现，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中国青年报，9月27日）”，说不支持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并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这话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讲出来，自然有他思考的角度，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同样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税改革是否就是仇富或者劫富济贫？第二，个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富人再不愿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窃以为，林教授的看法是荒唐的，至少，从当前社会的现状来讲，提出这样的看法，根本就是没必要。 首先，当前个税改革或调整，是以税赋政策不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的个税制度自80年代初实施以来，800的起征点已经维持了20多年不变，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个税调节的杠杆作用，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反而是“劫贫济富”，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阻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恶性影响，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目前的个税改革，只是对以为不公平政策的调整，是坚持公平原则下的适当的微调，而并非对富人所赚的钱的大量剥夺，这又如何谈的上是仇富呢？ 其次，对富人适当的征税难道就一定导致他们不想去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注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公平较之效率更关键。没有公平根本就谈不上效率，因为不公平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暴力冲突甚至革命，也必然损害效率，导致无效率、正负效率相抵，甚至带来“负效应”的增长。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始终把公平的价值理念放在首位。因为“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不会损害效率，相反，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合力，实现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的社会，不仅富人会一如既往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打拼，实现个人创业的价值理想。底层的民众，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致富的愿望。否则，既无利益表达途径，也无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只能遭受不公平的剥夺，连生存也维护不了，那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以过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也就成了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只有把公正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基础，达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正义，社会的发展才能最有效率和效益，才能和谐。任何破坏正义、没有公正的制度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暴力革命，也势必是无效率的，更勿论效益与绩效。而个税改革，无疑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不存在什么仇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之说。 ＃＃＃还有宝马撞人案，强化政法机关职能作用 参考资料： 公平与正义——中西方法制思想(强烈推荐) _asp?id=237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无疑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无法制则无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依法治国是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宝。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对法治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没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依法治国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又能为依法治国注入新的内容。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法律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完善法律，确保构建和谐社会有法可依，现代社会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制度，没有对法律制度的充分尊重，就没有和谐的社会。要增强全体公民守法的自觉性。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践行法律规范，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检察制度是根据我国宪法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检察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有国家性、专门性、广泛性、强制性等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腐败已构成对执政党的政治挑战。而检察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保障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实现，维护法制的统一实施和国家统一，惩治腐败和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权力滥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检察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环节。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的侦查权来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通过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内部执法活动监督，从而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落实。 执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重大使命。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恰恰是检察机关神圣的职责。执法机关通过正确履行检察职能，确保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维护公平与正义，保持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打击犯罪来修补已经遭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其恢复平衡，一方面通过各种预防和保护措施来维护平衡的各种社会关系，促使其和谐。 三、执法机关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全面履行职能 必须树立全新执法理念，服务工作大局，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检察机关应及时调整执法理念，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正确执法观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把自身所从事的检察工作放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再认识，再定位，再把握，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规范执法行为，依法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当前，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力度、质量、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机制还不够科学，执行得还不够规范，导致对诉讼活动中的一些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检察机关要更好地肩负起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公正高效的运行机制，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以规范执法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监督能力。 必须积极发挥职能，创造一流业绩，树立检察机关形象。一是充分发挥“打击”功能，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始终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人们安全感、扰乱和破坏经济发展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消除不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不断强化“监督”职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检察机关要不断强化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作用，公平合理高效地运用法律规则，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三是积极开展综合治理，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检察机关要按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认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别是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开展特色预防活动。 
法的公平与正义征汉年【摘要】法律应当是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均衡。法律把追求正义和公平作为其终极价值。人们的权利和正义的客观性，法律是其追求正义的保障。如果脱离利益基础，去追求那些文字或理论中的正义和公平，或者追求所谓理性，都显得底气不足 。利益均衡的出发点应当是有效付出和可能收获的均衡。【关键词】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均衡【全文】 法的公平与正义 征汉年 法律把追求正义和公平作为其终极价值。法律如果仅仅是正义的，那是单一的和狭义的。正义的追求是以公平为基础上的正义。公平的依据是与时俱进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的均衡，这种均衡首先体现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并随经济而发展，这种均衡更为主要的是体现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的最大化，克服对弱势群体的忽视，也不能对创造性人群的限制，否则这种正义和公平将会限制社会的发展，更不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自然认识规则及其规律的掌握。如果法律不能体现 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价值趋向，则这种法律就不能称之为良法。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调和，然而这对矛盾的调和必须站在绝大多数人利益均衡的立场上，否则，这种存在是必然是一种恶 法，也必然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因而社会的立法者要有其独特的预见性和立法的超前性，更不能从补救性作为出发点，补救性的法律作为社会对人们权利保护手段往往是有限的。 自然学派倡导人们的权利和正义的客观性，法律是其追求正义的保障。分析实证主义学派则是把法律作为工具性和纯学科性。它们各自都有其值得光大的内涵。如果把法律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则自然学者提供了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同时，提供法律创建的更为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天赋人权，人生来就是平等，法律将这种平等制度化。而分析实证主义更注重法律学科中结构的研究，所追求是法律的严谨性，从另一方面去体现公平和正义。两者都把对法律公平和正义作为其终目标来追求，只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同而已。 作为学派之间的争鸣，能使一个学科或科学更为合理、更明了。如果没有争鸣，肯定没有实质性的飞跃，更不可能有理论的完善。争鸣使人们能有机会面对自身理论的不足和错误，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贴近实际。就像自然学派与实证学派的争议，导致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公平的本质没有变，而使其变得更为全面。自然学派在理性的高度，用理性去解释法及其本质；实证学派把法作为学科建制来要求，去讨论法律的内在规律。当然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和实际效果不同。然而他们的争鸣，使理论得到发展和提高。无论是站在权利论上，还是站在义务论上，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权利与义务是法律上的对偶概念，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只是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往往权利享受与义务承担上的不对等，甚至可能出现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现象，同时，必然出现光承担义务，仅仅享受少量现象。因此，法律应当是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均衡。 记得有一本叫做《为权利而斗争》的法理著作，光就书的名字就很有诱惑力。初读那本书才知道，在这个与自然有着同样”权利与义务守恒定律”中，我们不仅仅是义务的履行者，而也是权利的享有者，法律是保护这种守恒的调节器。有些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还需要通过斗争才能捍卫，这个问题又回到政治学的范畴，故而法律这个玩意是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人们的理性的追求的，而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并且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然，影响均衡的因素是多方面，其本身就是各方面力量所体现价值之间的均衡。因而，不同人群对正义和公平有不同追求，而这种追求指导人们的行为。人类在追求自然完美与自身的完善时，法应当是，而且也只有是人类终极的价值。只是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存在人与人的差异，更现实的是谁能使自己得到发展，而发展需要有公平 、公正和均等的机会。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时，这种机会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具有稀缺性。故此，对某一个体而言，不可能拥有同等的机会，但人们都应该有拥有这个机会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许就是人们所讲的那种权利，只当这种权利得到实现，才会成为利益。 这种利益，也许就是法律所追求最根本的基础。如果脱离利益基础，去追求那些文字或理论中的正义和公平，或者追求所谓理性，都显得底气不足 。利益均衡的出发点应当是有效付出和可能收获的均衡。而对这种均衡，法律所给予保护当事人的自由意合。这种自由意合不是无限制的意合，而是以法律为界限的意合。从这个层面讲，法律所体现的是一种方圆，追求人们在方圆法则中利益的均衡。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利益是综合的，是以物质利益为载体和人们的心理满足程度的结合；而心理的满足可以说是无法脱离人的成长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因此讲法律所追求的这种正义和公平是有其时代性和现实性，同时，必然存在其局限性，这是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理解偏差所造成的。 当人们知道他人的权力是来自本身权利的让渡，他人的权利的实现依赖于自己义务的履行时，那社会就会认识到角色的平等问题。因此，法律所追求的公正和平等，其本质首先是人人都应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贵贱只是社会环境给予的不符合人性本质的评价，是后天变革中形成的，而这种其中是社会环境及观念所产生的惯性，正是这种惯性使得社会发展变得缓慢而稳妥。缓慢的节奏使权利的享受者感觉到一种满足，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保护这种惯性，使惯性法定化。然而，惯性有着本身的惰性，有时会阻碍社会发展的车轮，影响人们权利的均衡。法所追求的正义和公平，必然导致法以及社会的变革，力求使权利与义务在价值体系上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