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nfang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这种文章随便就能写出来，构思不严谨，语言不生动，如果你是学历史的，写毕业论文，导师是不会看的！推荐写的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论文关键词：曹植 中国诗史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正因为如此，吴乔的《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盂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此话虽不免溢美，但曹植确立五言的地位，开五古一代诗风，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或“古今四大诗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七)，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不得抄袭哦写历史论文，最重要的就是写别人不敢写的，别人不想写的，别人不会写的，否则就是没创新，写纸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好好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