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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看完涨知识了 
特点：(1) 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传统文化要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它的具体内涵又能够因时而变。(2) 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作为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传统文化的相应内容如果能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能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一成不变，传统文化也会起阻碍社会进步、妨害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第三，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宗法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天下（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封建国家的政体就是按照父权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君主是全国的“严父”。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其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他们看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善而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说教来代替法制制度的实施。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人伦摆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由于中国文化充满人文精神，重人伦，讲究“忠”、“孝”、“仁”、“义”，所以，造就了历史上众多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二、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从大的文化类型来分有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从不同地域细分：东临沧海有齐鲁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晋文化；荆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有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清代江苏、安徽学者皆以治经为主，浙江学者擅长治史。在宋代文坛上，形成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徐照、徐巩、赵师秀、翁卷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则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方苞、刘大栅、姚和为首的桐城派，以浑敬为首的阳湖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吴派。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中华民族生息在东亚大陆上，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其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它产生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因此，中国文化遵循着一条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古代文明古国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达到了惊人的统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珍贵现象。由于中国地理位置处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它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区的《希伯莱诗》，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处于同一时代，但《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莱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魏晋时期玄家综合儒道两家，提出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自然与名教等等，与欧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创立的范畴体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等）在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上均大异其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一旦与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特别是同体现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观念相结合，就可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这方面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中华文化辐射圈内，都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其中诸如以人为本，讲究诚信，强调和谐，重视教育，倡导德治等等，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中，仍然是重要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这里，悠悠古韵与勃勃生机是有机结合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内在统一的。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着力推进文化建设的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教育化、网络化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和合适的路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五四以来在文化方面总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从近百年来的文化讨论来看，一些相同的主题几乎过几年就被重新提起，老是在批判传统——重建传统——再批判传统——再重建传统里兜圈子。结果是，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犹豫彷徨了。要从娃娃抓起，从最基础的典籍着手，从最基本的文明礼仪和规范做起，在文化建设方面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 生活化。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社会化。使中华文化走入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教育化。使中华文化成为小学、中学的重要课程。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典籍诵读活动。 网络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需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必须抓住和利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出人才出精品，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内容创新，文化业态创新，文化机制创新，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