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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到书店买一本《商标使用与商标保护研究》，此书是国家商标局国际处“文学”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修改而来的，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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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论知识产权案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2、大学生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教育 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路径 4、论知识产权审判中专家辅助制度的改革 5、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研究演变轨迹评析 6、三网融合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7、试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8、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9、黑龙江省高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研究 10、论“新丝路”背景下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11、关于知识产权正当性论争之思考 12、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现状、原因与对策 13、服装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选择及策略研究 14、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 15、网络交易平台数字信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各国乃至国际组织也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很重要的就是协调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得到利益状态的合理分配，既能够鼓励创新，又可以通过适当的权利限制使知识产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运用。因此，利益衡量机制便很自然地融入到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中。本文拟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为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寻求后 TRIPs时代我国处理知识产权国际法律纠纷的策略和方向。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利益衡量 适用限制原则 合理价值判断原则 1、WTO体制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自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了保障知识产品私有的法律问题。资产阶级要求法律确认对知识的私人占有权，使知识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与传统财产制度相区别的新的财产方式——知识产权。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品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各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作用，更有国家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知识化带动并加快了世界产业结构演进进程，知识资源的推动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领域在拓宽，保护力度增强，知识产权已成为贸易竞争的焦点。为更好地维护作为世界科技与经济强国的地位，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而且极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大国的强力、发展中国家的妥协和稳定、健康、互益的世界经贸、科技发展的需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遵守的重要法则之一。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作为WTO的三大支柱。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伊始，就承诺无保留全面执行TRIPS协议的规定，并明确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目标是达到世界水平和世界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中国入世以来，不断加快了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的步伐，是国内相关立法能够迅速与WTO规则接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改革浪潮。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成熟和完善起来。 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较为完善，但保护水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差，以至知识产权纠纷时常发生。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仅要熟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国内保护的基本规范，还要强化自身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去应对市场竞争。然而，究竟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度？比如说，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为时代发展主旋律的今天，是应当以鼓励民族产业的发展创新为标准，还是以知识产权的全面权利为标准，或者说，是应当以国内产业的利益为考量，还是应当以知识产权的完全独占利益为考量，这已经成为制约当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2、利益衡量理论简述 （1）利益衡量的由来 利益衡量论（Balance of Interest）是源于德国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的一种主要理论，它是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病的基础上于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主张对法律的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实际的利益。在处理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时，强调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判断哪一种利益更应受到保护。具体到法官在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进行判决时，不是直接通过法律规定来得出结论，而是首先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结论，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寻找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 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认为：“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须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换言之，利益衡量乃在发现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之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所谓利益衡量，就是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裁判者对冲突的利益确定轻重并加以权衡与取舍的活动。 （2）利益衡量的功用与正当性 简单说来，利益衡量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对相互冲突的多元利益进行权衡和取舍。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首先就是弥补法律的漏洞。由于法律与现实发展的不协调，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漏洞，因此从利益衡量的角度，以利益为基础来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对法律未及之事实作出评判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恰当方式。其次，利益衡量是社会需求的体现。法律确定性和公正性的期望，要求据以衡量的规则应当具有客观性。实际上，如果利益衡量不考虑到“社会需求”，就很难具备正当性的基础。一般认为，社会需求可以包括有公众舆论、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效果等等。有活力的法律和法律实践不能与社会相脱节，私法独立的真正本意并非使法院与社会相隔离，而是在独立的环境下使法官得以冷静对待社会价值和社会期望。这些社会需求能够为利益衡量提供必要的客观评判标准，成为利益衡量的基本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的解释方法而非法的创造。利益衡量是在尊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立法者未对利益的位阶或利益的选择规则作出界定时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 利益衡量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作为司法过程的伴生物，利益衡量在个案中实现了利益的平衡或调节，实现了个案的正义，但这种正义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的正义。由于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相对较大的法律解释方法，如何发展出利益衡量的客观性标准，一方面通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通过个案的审理来达到利益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借助于客观外在的标准，体现利益衡量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主体思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益衡量体现了立足于个案但又超越个案事实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为社会所接受的一般准则。 （3）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 显然，利益衡量不能随意进行，应有所节制，在适用时应考虑实用的可能性并应与具体的条文相结合。利益衡量的原则，或决定着利益衡量的适用界限，或贯穿利益衡量过程而对其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利益衡量的进行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适用有限原则。一般地，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有利于软化法律的刚性。在有些情况下，立法中已经对法律的这种刚性通过“但书”的形式予以缓解，这样的情况不适合运用利益衡量。但有些情况下，法律并未注意到这些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予以适当处理。由于在此情况下利益衡量是为软化法律的刚性而存在的，因此这种作用不能过扩大，否则就不仅仅是一种软化作用，而是影响到法律的安定性了。然而如果矫枉过正，则也偏离了利益衡量的初衷，超过了利益衡量软化法律刚性之目的。由此可见，利益衡量的适用应进行一定程度的节制，适用时在法律未及时可以一般原则进行衡量，在反对解释排除时的适用上，要注意其目的仅在于软化法律之刚性，依此并根据具体的条文来进行妥当处理。 其次是合理价值判断原则。法律是作为国家的强制来确保人们对正当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服从而存在的，但人们对行为是否正当的认识同时还受到特定价值伦理观念以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制约。法律体现了价值观念，并将大部分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仍有很多价值原则游离于法律之外，不能直接从法律进行正当性评价。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和适用法律的法官的自身局限性，使法律及其解释并不一定符合价值观念要求。因此，从人们一般性的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出发来对适用过程中的法律进行解释是很多学者都不断进行探索的方法。价值判断是否合理，是利益衡量得以运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利益之正当性和法律目的之正当追求就成为利益衡量的判断标准。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利益衡平机制 利益的衡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鼓励创新，还是促进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无论是对权利加以保护还是限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利益衡平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利益衡量包括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实际上，这样的利益衡量主要就是实现利益主体的利益状态的平衡以及禁止权利的滥用。在考虑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还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法是一种追求正义秩序的信念，成为人定法权利赖以存在和有效的根据。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与不协调，无疑是对法律正义的追求。 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开始，立法者一直在为权衡私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而不断努力。遗憾的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利益衡量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甚至有利益失衡的倾向。这一点在国际条约或协定中比较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之考量，往往提出最大限度保护发达国家利益的要求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随着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这种利益失衡的状况也突显出来。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为的就是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能够达到世界水平和世界标准。但是由于基本国情的不同，不可能要求发展中国家能够象发达国家要求的那样极尽完善地保护知识产权。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和利益衡量机制联系得更加密不可分。 4、如何在我国跨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适用利益衡量理论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利益衡量 知识产权，从法律角度看，是一项民事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和资源；从市场角度看，是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手段。本来，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是鼓励创新、促进知识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具有独占性质的知识产权往往会使得其拥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或支配地位，限制了该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通过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来限制和排挤竞争，对反垄断法所保护的自由公平竞争造成了破坏，从而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这种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产业政策甚至于立国之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反垄断问题也将会越来越突出。 由于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各自选择不同途径追求共同目标，因此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这就需要确定以何种标准来衡量 “知识产权人的行为是否超出权利自身的界限，从而对市场造成不应当有的限制，而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禁止”我们认为，市场竞争和权利与利益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运用利益衡量既能够解决知识产权权利的滥用问题，也可以维护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使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目标均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承认知识产权不等于说可以不对知识产权的行使加以约束。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任何权利都有滥用的可能、知识产权的滥用只是民事权利滥用的一种情形，所以民法上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当然可以约束知识产权人的行为。但是，该原则的运用毕竟只是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抽象的规制，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知识产权滥用导致了技术市场中各个主体（包括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失衡，而这些利益也正是反垄断法所关注的，所以，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成为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连接点，并且这样的连接点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具体而言，如果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超出法定范围，依据利益衡量的判断方法，权利人已使原有的利益关系失衡，那么该行为即构成权利滥用，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 总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到相关主体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的竞争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好各种利益要求之间的平衡。这也将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2）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利益衡量 由于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并不完善，许多利益失衡之处需要解决，因此，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修改TRIPs协议，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 2001 年11月9日至14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召开，并最终通过了《多哈部长宣言》、《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关于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的决定》，涉及的问题主要有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TRIPs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以及非违约之诉的问题。这些议题已经引起世界贸易组织和各个参加国的不同程度的重视，其提出预示着TRIPs协议的利益失衡即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是一种“历史的突破，利益的平衡”。实际上，利益的衡量是一种动态的机制，由于利益导向的不同，利益倾斜能够使一方多受益而使另一方多受损。法律的主要作用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在进行利益调整之时，应当是尽可能地多满足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乃是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但在保护权利人利益之余，也应当注重社会公益与文化发展之平衡，否则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将产生更为严重的数字落差。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止于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同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不同的保护水平。利益衡量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以维护本国利益，改善在国际经济贸易和交往中的不利地位，而发达国家也可以借此主张自身利益的绝对保护。事实证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适度的权利限制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以我国国情为立法前提。具体而言，我国专利法既要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给予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又要建立有效的强制许可制度和明确专利产品使用的例外情况，既要顺应基因技术的发展潮流授予基因专利权，又要严格审查基因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并注意基因资源的保护，既要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要规定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