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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多样化的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号召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实际出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重大关系。我们参加这次研讨班的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集中精力，认真研读，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理清了思路。下面谈谈这次学习的体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中国改革开放26年以来来，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但伴随着快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困难、反腐败任务艰巨、价值观差异增加、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出一条不仅能够快速增长，而且能够和谐发展的路子。我们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它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和伟大的历史过程。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篇大文章。从现实的针对性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世界的发展理论做出贡献。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构建和谐社会需消除目前所存的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新的理念和机制，但最核心的就是“以民为本”，要在具体工作中体现我们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制度工程，更是一个感情工程。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要体现为了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宗旨，一句话，就是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不难看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以民为本”，就是要时时处处对人民群众满怀深情，在情感上尊重理解体谅人民群众，在行动上为人民群众谋利、谋富、谋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通过身边事、手头事、眼前事体现出来，要让老百姓从自身生活中听得见，摸得着，看得到。 分析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却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约为3～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这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最近“两会”召开以来，几乎全国人民群众的目光，都在关注社会公平，关注贫富差距，关注反腐倡廉，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民工待遇，关注教育乱收费，关注困难群体，关注物价上扬，人人都说这些问题非常严重，都说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但这些问题，到底具体地存在和分布于哪些地方、哪些部门和哪些单位呢？只有把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地摆到桌面上，才能一件一件地分析，一件一件地解决。怕只怕你等，我也等；你看，我也看；你推，我也推。那样一来，“构建和谐社会”，就真的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市个别部门，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非执法部门，都在想方设法地争权、揽权、要权、保权。事不怕多，权不怕大，可批可不批的批，可管可不管的管，可收费可不收费的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权力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但“和谐社会”是用嘴说出来的吗？ “和谐社会”是一个综合指标，核心是指每个百姓的满意程度，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满意度。一些地方政府机关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与居民低矮破旧的住房形成巨大反差，怎么和谐？还有，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而农村贫困地区的“毛细血管”乡间小道却经常断头；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而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常发生；市区夜晚灯火辉煌，而不少乡村漆黑一团，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尽快地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变成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互动、合作互助、理性人本的社会，而这一切美好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的调整。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和谐的社会关系牢固地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法律的制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理性精神。理性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而法律应当成为理性的最权威的载体。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必须增强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与法制观念，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尤其重要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联，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不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中，应当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多党合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2005年3月20日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件大事。意见指出，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些重要政治准则，必须认真坚持和遵循；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而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团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是集中各方智慧，形成伟大力量的源泉”。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9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下发以及2000年12月召开了第19次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以后，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建国以来又一个繁荣的时期，局面大好，催人奋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不断得到提高，重视程度不断得到加强，各民主党派也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能否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我国社会就更加和谐、稳定；什么时候忽视多党合作的作用，我国社会就会缺乏活力，矛盾加剧，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妥善协调和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社会面貌和社会风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空前团结、和谐。1957年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拨乱反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政通人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同心同德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最怕的就是嘴上热，身上冷；会上热，会下冷；上边热，下边冷；代表委员热，有关部门冷；人民群众热，领导干部冷。去年以来，呈现了许多新的提法和名词：“加强党的执行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注重民主政治，注重自身建设的决心。相应的，民主党派也存在着如何加强参政能力建设，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如何保持民主党派成员先进性等等问题。建议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加强对中共党员多党合作理论、知识方面的教育，并通过适当方式举行中共党员和民主党员共同回顾，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大好形势，党的事业生机勃勃等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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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论述和谐社会为主题，结合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分析，贴近生活。正文：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五）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六）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七）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