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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司马迁，人们首先会想到有关他的两件事，一是他撰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一是他受过宫刑。可以这么说，由于司马迁的名气，在宫刑的人物史上，司马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就与宫刑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生前把宫刑当作奇耻大辱。司马迁与宫刑的关系，也是历代史家和学者研究司马迁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究竟宫刑给司马迁和《史记》带来怎样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很明显这种逻辑是基于司马迁一定能战胜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和痛苦使人深刻这两种前提的。其实面对宫刑所带来的奇耻大辱，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司马迁徘徊了多时。虽然他最终为了那无声的立言事业选择了生，但“刑余之人”的痛苦一直煎熬着他的后半生。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司马迁最终战胜困难的结果，从而把过程想得太轻松，高估宫刑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司马迁视腐刑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此职本由宦官担任，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奏章，位卑权重，被朝臣目为“尊崇任职”。司马迁不以为荣，反以为辱，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报任安书》中他满怀凄怆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辱写到了极点，司马迁也痛苦到极点，“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经历如此痛苦，司马迁多次想自杀。“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平民奴婢面对羞辱尚且去死，何况我一个堂堂士大夫呢？司马迁一遍遍地拷问着自己。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总览文本】 司马迁和《史记》，凡接触过中学语文教材的师生，谁不知道？传统语文教材多选有《史记》的经典篇目，高考文言文阅读也常从《史记》中取材。然而对于大多数师生来说，真正比较深刻的认识了解司马迁，比较全面的学习探究《史记》，恐怕得从苏教版选修教材《<史记>选读》，当然得从《太史公自序》起始。因为《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也是该选修教材的总起，是我们整体上认识司马迁了解《史记》的开始。然而，司马迁不把《自序》置于卷首，而是将其放在七十列传之末，为什么？清人金圣叹说：“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的列传”。金圣叹之言，为我们解读《太史公自序》打开了门。作为自序，作者阐述了创作《史记》的背景、目的，交代了创造《史记》的经过，介绍了《史记》的主要内容，并对《史记》作出了评价。《史记》创作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司马迁少年“诵古文”和青年壮游的经历，为其创作打下了基础；二是父亲临终前嘱托，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代的召唤，继任太史令后的机遇与责任。司马迁又通过与壶遂的对话，阐述了创作《史记》的目的：效法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为天下仪表”，借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创作《史记》的前期经过在阐述创作背景时作了交代：接受父亲临终嘱托，继任太史令后开始“�6�9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缀集资料。真正的创作是遭李陵祸后忍辱写《史记》，这在司马迁《报任安书》（见苏教版必修）中也作了深情叙述。《史记》的内容，即《史记》的规模与体例，在自序的最后两段作了具体的说明。司马迁在说明创作《史记》的目的时，以自信的口吻表示，要以论载史实的方式“绍明世”“继《春秋》”，同时又高度评价《春秋》一书，实际上是对《史记》所作的自我评价，提醒世人注意《史记》的作用。可以说，读懂了“序”，也就基本上了解了《史记》一书。其实，司马迁是按照“传”的体例来写“自序”的。从“传”的角度去读“自序”，便可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其人。司马迁是怎样的人？这是传记要写的主要内容，循文读下去，便可清楚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事。首先，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其祖先尽管出过掌握军事和经济的官员，但绝大多数都是史官，可见修史是司马迁祖传的家学，创作《史记》自然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司马迁少年时代在家乡耕牧，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二十岁开始漫游，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这段经历让他打下了创作的基础，开拓了视野，培育了历史观。从郎中到太史令，让他获得了历史机遇和责任，为创作《史记》做好了准备。司马迁一生最大的功绩便是创作了《史记》。司马迁的精神品质在其忍辱著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勇于探索和创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例；具有史官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褒善贬恶，表现出他不同寻常的人生价值观。司马迁写列传的主旨是褒奖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太史公自序》正体现了这样的主旨，司马迁也正是这样一位“倜傥非常之人”。 【走进文本】《太史公自序》篇幅较长，内容丰富。阅读本文，读什么？如何读？这就是阅读目标定位与学习方法的问题。阅读目标定位要依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来确定。《史记》是文言文，学习和积累文言知识应当是基本目标。《太史公自序》已经提供了译文，文言知识学习的重点是朗读重要语段，整理掌握常用实词，特别是通假字，古今异义词、活用词和文言句式，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史记》是文学作品，了解人物、叙事的特点，分析和赏析表现手法是重要目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有许多精彩的描述。阅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赏析描述人物和事件的重要语段，如司马谈临终前嘱托的情景，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自叙忍辱著史的表白与激情。 《史记》又是历史著作，了解文化知识和史学知识也是不可忽略的目标。《太史公自序》是序文，文中涉及《史记》的体例、传统，还有一些文化知识，这也是阅读本文应该掌握的。 《史记》是一门选修学科，根据文本，结合学过的知识，做一些探究也应当作为阅读目标。学习《太史公自序》，应当对司马迁写成《史记》的原因，《史记》的传统、司马迁人格与风格作些探讨。学生在必修教材学习的基础上学习《太史公自序》，有困难也有条件。困难是：学生必修部分学习的文言文偏少，文言文知识积累不够，尽管提供了译文，要真正读通读懂《太史公自序》仍有很多障碍。条件是：必修五学习过《报任安书》，对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已有所了解。因此，阅读《太史公自序》的方法，应当围绕“三文”（文言、文学、文化）来考虑，精讲与略讲相结合，理解与探究相结合，重视朗读，提倡以练促读，以练导讲。首先，可以从归纳文言词句知识的角度设计编制一份练习，包括理解重要实词，常用虚词和重要文言句式，直到同学们对照译文朗读课文，并完成词句知识题。其次，在预读的基础上，由《报任安书》导入（回顾司马迁在信中表现出来的品德与人格，或者背诵第5段忍辱著史的决心，引入自序），抓住“传”和“序”的特点，先“传”后“序”，寻找出相关语段语句，加以分条理解和分析归纳。其三，精读自叙第5段。先从上面理解司马谈临终嘱托的三层意思：写史是祖传绪业，完成这一使命便是“孝亲”；以周公、孔子为榜样，通过写史，兴礼乐，正王道；嘱托司马迁牢记己愿，牢记遗志。再反复朗读这一段，体会临终嘱托时执手流涕、凝重感人的情景。然后明白嘱托的深刻含义：把论载史实的重任交给司马迁，既是孝亲的表现，又是时代的召唤。最后体现司马迁流泪庄重承诺的内心感受。其四，精读和探究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的三段文字。先是朗读语段，寻找表达司马迁评述孔子作《春秋》的观点的语句，并加以理解。在通过朗读体会司马迁想做孔子之后第三人的自信和高度评价《春秋》的深情。最后探讨司马迁高度评价《春秋》的真义：暗示创作《史记》的目的；对《史记》作自我评价；提醒世人注意《史记》的作用。其五，设计若干问题，略读其余语段。【探究文本】探究文本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文本内容涉及一些探究题，或是引导同学选择自己喜欢的角度或内容进行拓展性研究。探究参考题⑴从《太史公自序》看《史记》创作成的原因⑵结合学过的《报任安书》，谈谈司马迁忍辱发愤著史的动力⑶司马谈临终遗命于司马迁人生转向的关系⑷司马迁因创作《史记》，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则成为正史鼻祖、文章大宗。然而有专家指出：即使在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头衔上加以“伟大的”桂冠，亦并未真正恰当的褒美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为正宗鼻祖，文章大宗，也未能真正体现《史记》的价值与光辉。学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以后，你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⑸谈谈三位文化巨人——周公、孔子、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发展做出的贡献。探究文本的另一种方式，是阅读理解一些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文段，对其中的论述进行理解、分析、综合。这可将探究文本与社科文阅读结合起来。以下提供一例：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问题：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文学两个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传》《国语》《国策》等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不同的就在于它们都还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然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晏子春秋》，可惜它的目的不是写人，而像是一本逸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只能归于司马迁了。《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她著有《列传》50篇，这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近两个世纪。从《史记》出现的西汉时期到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在历朝正史中，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若干篇，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很少被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班固始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史学”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的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但《汉书》毕竟是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因此，《汉书》作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后世对司马迁的评价极高，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的说法，齐名于西汉的大文豪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最璀璨的人物诸葛亮。司马迁的后代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陕西省韩城市，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在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这么近距离内，为何会有两座“司马迁祠”呢？韩城县的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太史公祠，为先祖司马迁祭祀扫墓。为什么这些司马迁的后代却不姓司马呢？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悲痛欲绝。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对此勃然大怒，将《史记》手稿付之一炬。 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因“戾太子事件”被斩。狱吏在搜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还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汉武帝见信后大怒，加上一伙对司马迁极为不满的宠臣的谗言，司马迁遭受迫害，不久死去。 据传说，悲痛中的夫人（妻子柳倩娘、侍姬随清娱）为了保住《史记》副稿，免遭满门抄斩之祸，便让两个儿子司马临（字与仲）、司马观（字何求）身藏《史记》副稿，逃回故乡韩城。司马迁族人怕株连九族，连夜由族长司马厚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和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逃往荒无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后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为“徐村”。“徐”、“续”同音，又有“余村双人”（或说仅余二人）寓意，暗指司马迁有两子，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以表明司马氏家族后继有人。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官，后裔逃匿“徐村”后，为祭祀祖宗司马迁，合族兴建了“汉太史遗祠”。如今，“汉太史遗祠”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千年古村徐村之中。 从此，司马迁的后代便分别姓“冯”和“同”了。如今，每逢清明节，前往司马迁坟前拜祭的人群中，有不少便是姓“同”和姓“冯”的。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 杨恽（？—前45），字子幼，宣帝时曾任左曹，后因告发霍光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神爵元年（前61）升为诸吏光禄勋，位列九卿。其父杨敞曾两任汉宣帝时丞相，其母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 杨恽对《史记》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一部《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