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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 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无论是他们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而卑微平民无足轻重，芸芸众生从来不见记载。而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在这里没有君临一切的专职君主有的只是围绕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和改革。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而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 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3、 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 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 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4、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 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 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政府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政府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政府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政府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政府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政府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政府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政府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政府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主权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主权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政府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政府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政府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政府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政府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政府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政府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政府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政府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政府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政府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政府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政府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政府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