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阳光……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浅谈博物馆的绩效管理 摘 要：在西方，绩效管理作为一种的管理工具，已经在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中得到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也引入绩效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博物馆是保护、研究和展示文化及自然遗产的非营利组织。博物馆引入绩效管理将促进内部管理、绩效水平、服务质量及公众-社会满意度的提升，是深化体制改革的一种有效尝试。 关键词：绩效管理；博物馆 一、博物馆引入绩效管理的必要性 （一）现行管理体制下博物馆的现状 当前我国一般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效益不高，在国民社会生活中没有实现应有的作用，没能产生相应的影响，造成投入和产出不对等，因而也制约了本该日愈增长加大的投入，投资渠道单一，不少博物馆仅能生存下去还捉襟见肘，要上项目就力不从心。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成了单纯的政府摆设。 究其原因是当前我国博物馆管理运营方式的单一、没有人事任免权、缺乏合理的分配机制、缺乏独立性、多层管理行成事实上的无责任人等，这类体制和历史造成的诸多原因，导致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缺乏行业规范，即便同一性质的博物馆在业务工作中也无统一规范和标准。 第二，主管部门对博物馆、部门及员工综合表现缺乏完善的评定体系，考核工具陈旧、考核 目的不明确、考核方法单一，并且没有真正对考核结果进行认真客观的分析，更没有真正利用考核过程和考核结果来帮助员工在绩效、行为、能力、责任、服务意识等多方面得到切实的完善和提高。 第三，博物馆组织对员工缺乏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 第四，缺少沟通渠道及反馈机制、缺乏相应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技巧。 第五，缺乏评价激励机制。 就上述博物馆存在的一般性问题看，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绩效管理，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可实施、可操作、可控制的合乎博物馆性质的绩效管理体制。 （二）引入绩效管理的必要性 第一，引入绩效管理是博物馆自身建设发展的必须。改善博物馆治理结构，推行绩效管理是博物馆摆脱困境的必经之路。在建立科学合理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基础上，全面推行绩效管理，在行政主管部门和博物馆之间、公众和博物馆之间以及博物馆和职工之间形成法定的绩效责任关系，通过绩效管理，建立博物馆绩效评估体系，通过公众、行政主管部门和员工的评价衡量博物馆绩效，发挥社会监督、行政监督的作用。 第二，引进绩效管理是博物馆提升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由于绩效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容易量化，便于操作，以及现阶段的合理性，通过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可以有效的提高各级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发现管理中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博物馆引入绩效管理，有了特定绩效目标、标准，用于博物馆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博物馆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这一活动中都是主动者，关乎切身利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关心绩效，势必行成双方互动的局面，其结果必将推博物馆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三，引进绩效管理必将提高博物馆的工作效率。实施绩效管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唤醒他们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有了这个前提，博物馆无论在项目的成本控制方面和人员的合理配置方面的工作，都会容易做到合理、科学，而这二者对提高博物馆的工作效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博物馆导入绩效管理的可行性 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实施战略规划的重要途径，在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科学评价与引导组织员工行为、实现组织使命和目标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博物馆通过关注一些体现组织绩效的使命及核心价值，比如公众参与性、博物馆责任性等，使整个组织绩效管理以实现博物馆所承载的使命与价值为前提，建立自身的目标体系。 绩效管理是一种责任机制，内含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整个组织系统协调等，在相当程度上，为促进绩效提供了可能。这与博物馆工作性质对员工的要求相符合。只要细分一下博物馆各部门人员的职能、权限、责任，就会发现文博工作比其它许多工作更需要一种更为严密，更具约束力的分工负责制，而保证这种负责制不落空要靠一种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一方来自外部的监督，包括上级领导的监督，职工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更主要的一方是来自员工本人的自律，而推助这种自律的动力除员工自身素养、职业道德，职业责任感外，更要靠一种能够激发员工自律的制度。 事实上，许多公共部有如博物馆一直在呼唤和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制度。绩效管理正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制度体系，随着绩效管理的引入，责任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人人的工作目标清楚，极大的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和不作为性，工作不再单纯表现为工作时间，而是时间和效率的统一，这样，为博物馆促进绩效提供了可能。随着公众意识的提高，观众有权要求博物馆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服务)负责。绩效管理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为公众从组织外部科学、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博物馆的绩效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有效监督，是博物馆提升自己不可缺的宝贵资源。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的关系，强化健全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监督新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务求实效的良好氛围，从内部和外部促进博物馆绩效的提高。 三、博物馆实施绩效管理实施方向 谷峻岭：浅谈博物馆的绩效管理（一）争取博物馆发展管理的自主权 为全面有效地推行绩效管理，必须积极推进政事分开。政事分开的核心是减少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下放权力，让事业单位拥有自主权和灵活性，不再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对于带有强制行政命令提供的公共服务（例如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展览陈列等）或公共产品（例如为配合该地区举办的某项重大活动而举办的展览活动等），行政主管部门除保障资金来源、协调方方面面关系外，要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管，以确保博物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落实。同时博物馆也应借行政主管部门职能转变之际，力争减少直接干预，尽量摆脱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的地位，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和机动权，力求获人事和财务的自主权，拥有人员配置和资金支配的权力，按照博物馆行业性质和宗旨，确立其相应的管理模式。这不仅是实施博物馆绩效管理的理论前提，也是博物馆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建立博物馆行业标准和规范 建立博物馆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既可以使博物馆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又能对博物馆进行科学的评估，为博物馆确立相关级别提供依据。博物馆行业标准和规范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硬件”方面， 一是“软件”方面。“硬件”方面： 包括博物馆的体量，包括展厅、公共设施、库房、研究中心、文物修复中心等方面在建筑体量、安防、技防、通讯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软件”方面， 包括博物馆的人员结构、机构设置、管理水平、业务水平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 （三）建立公共责任机制 博物馆应在仿效私人部门责任机制基础上对传统责任机制进行改进，将传统复杂而模糊的政治责任机制转变为二个导向的责任机制，即以结果和观众为导向，用实际收到的社会效益衡量组织绩效；以观众需求为导向，建立博物馆直接对员工、观众和社会责任机制。 （四）人事制度改革 大力推行博物馆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紧编制、满负荷、高效率”的原则，按需设岗，因事设岗，合理调整各类人员的结构，优化馆内各部门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实现博物馆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逐步建立用人自主、人员自主择岗、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升能降的新的机制。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定博物馆和个人的人事关系，明确博物馆和个人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不同岗位的责任和任职条件。在推行聘用制的过程中，大力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增强活力。 （五）薪酬分配制度改革 薪酬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实施绩效管理成功的关键，博物馆同其他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单位一样，在体制改革尚未取得成效之前，绩效成绩利用难以在博物馆的管理体系和分配体系中起到应有的促进和激励作用。 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按劳分配，建立重能力、重实绩、重贡献，实行岗位靠竞争、建立岗位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分配制度。采取特殊人才特殊分配、优秀人才优厚待遇的政策，对关键岗位的特殊人才可采取协议工资、项目工资、课题工资等分配形式，逐步完善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3〕〔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Eic R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 〔5〕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刘旭涛政府绩效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7〕孙柏瑛，祁光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张德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9〕〔美〕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美〕 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1〕彭剑锋以KPI为核心的绩效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M〕北京：科学出版社，
长沙简牍博物馆是长沙市政府为专题保护1996年长沙出土的14万枚孙吴时期纪年简牍而斥巨资打造的一个文化品牌，该馆始建于2000年，主体建筑2003年完成，2005年6月完成装修和陈列布展工作后试对外开放。本馆建筑风格采用魏晋时期高台建筑和中国现代园林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形式，馆舍建筑形式新型，采光效果好，给观众和专家、学者提供了一处集参观、休闲、研究于一体的文化殿堂，得到了领导、专家和观众的普遍好评。位于长沙市天心阁和白沙古井之间的长沙简牍博物馆，设计为汉代风格，借鉴了三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形式。博物馆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一楼为3000余平方米的保护库房，主要用于对简牍的脱水、保护和保存；二楼为展示厅，展示已经整理出来的简牍和近年来在长沙附近出土的其他文物；三楼为研究中心。长沙是中国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城市。1996年10月，长沙市走马楼一处工地中出土了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共计14万余枚，超过此前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由于三国时期史料匮乏，这批吴简被认为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世纪考古大发现”。2003年12月，长沙走马楼又出土了1万余枚西汉时期简牍，以文字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盛世风云。为了让这些数量空前的文物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长沙市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投资6600万元，建立中国最大的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将集简牍的保护、研究、展览于一体，充分展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中国古代在纸张未发明之前，典籍、文书主要写在以竹、木为质地的简条上，再用丝线捆扎联结，便于阅读和保存。简和牍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宽度上，简细长，牍则更宽，能书写更多的内容，制作材料竹木皆可，但一般简多为竹，牍多为木。秦汉以前，简牍是使用最广泛的文书形式。长沙简牍博物馆各功能区设计完善、布局合理，有独立中央空调系统，双向配、供电系统，完善的消防安全系统。在安全保障方面，该馆采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在库房管理上，该馆严格库房管理，严把文物进出关，库房采用恒温、恒湿设备，确保文物藏品安全；在安防设备方面，本馆斥资200余万元，在各重要部位安装电视监控系统、震动报警系统和巡更系统，所有功能设备均与长沙市公安局110报警中心联动。
因为该文物上克刻有忠和情两个字，代表着忠诚和爱情。所以被称为两千年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