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简爱清心
朋友，你是追星族吗？不管是否，咱们先来看一则关于追星的新闻—— 一个中学女生在一个月前得知自己偶像周杰伦将来到办演唱会的消息，就向自己的妈妈提出想看演唱会的要求，结果遭到反对。于是她就背着老师家长逃学打工，用一个月的时间挣够了一张周杰伦的演唱会1门票。后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了她。但在这个女生而言老师家长根本不熟悉他的偶像，因此无法理解他们，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这是某省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你读完这则肖喜厚对这个中学生有何感想？对中学生追星有何感想？ 我想同学们都和我的观点一样，这个女生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实，追星并无可厚非，但要追到“星”的本质，但有些同学追错了方向，把全身各处尽量打扮得和明星一样，把原属于学习的时间用到了追星身上。这些追星族只是追到“星”的表面，根本没有追到“星”的本质。 那么，怎样才能追到“星”的本质呢？比如，有些人追星时，不只看重明星的帅和靓，也不追求他们的表演与新奇，而是注重明星的气质与明星的成功经历。他们不回去搜集明星资料，更不会阴谋革命性而离家出走。因为在一个理智的追星族眼里，自己崇拜的明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榜样，追星的目的只为来激励自己，促使自己的进步。 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以学业为重，追星是不应该代替我们学业的。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像先前事例那样的同学，那些明星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不是令我们晕头转向、不顾一切的神。 看来追星还是应门学问，希望大家不要迷失方向，否则，就会走火入魔，耽误了自己的前途，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