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cher铭
司马迁曾多次接受宫刑 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司马迁的事例：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扩展资料：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这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事件上。扩而言之，说《史记》全书就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深刻阐释，也未为不可。试从几个方面看：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君子之林。《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史记》选择什么人入“列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毫无疑问，《史记》所敬佩、歌颂的都是轰轰烈烈，为社会、为人世作出了突出贡献，或是在“立德”、“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人。在司马迁笔下，不只他所敬佩的人是如此艰苦奋斗，勇于事功，即使那些受他批判的人也几乎都具有这种积极奋斗的精神。如李斯人生哲学的要义就是“得时勿怠”，就是“因瑕衅而遂忍之”。司马迁这样看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又说：“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要继孔子之后写第二部《春秋》。志大才疏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司马迁的认识也难免有不少偏颇，但不可否认，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积极入世、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锐气、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如果都像庄周那样把一切都看穿了，都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潇洒，那人类社会还能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进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