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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国古代治乱、衰亡，都有上下两方面因素：兴盛时期：上层，君主及其臣子经历战乱，创业艰难，因此对自我约束较严，实行各种恢复经济、鼓励农业生产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质官僚、打击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权，减轻他们对百姓的压迫。同时打击豪强，使其不敢过分兼并土地。下层，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大减，出现大量空闲土地，豪强地主不敢兼并土地对抗官府，农民生存较易，不会卖掉土地逃亡或卖给豪强地主，小农经济得以发展。衰亡时期：上层，由于君主世袭制度，后代君主生于深宫之内、长于绮罗丛中，生来便荣华富贵、高高在上，既无社会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君主独裁，大权独揽，不会在其还能处理政务时交给继承人太多权力。）加上从小接触人少，多为身边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难免任用这些亲信，也难免喜谀恶直、奢侈无度、沉湎某种个人爱好中等行为，这样君权就会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从而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做出种种蠹国害民行为。同时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腐化。）导致横征暴敛、贪腐横行，把种种苛捐杂税、徭役等经济、人身负担加于百姓身上。下层，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土地兼并加快，人地矛盾逐渐尖锐，而统治阶级增加的各种经济、人身负担使得广大农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卖给豪强地主，同时为了逃避徭役、人丁税，往往自身也卖为奴隶，如此一来，朝廷收入减少，统治阶级的胃口又越来越大，就只能继续增加苛捐杂税。百姓于是继续投靠豪强地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豪强地主在吸纳百姓的同时，也压迫百姓，和朝廷一起，制造出大量“流民”这些无业流民数量少时还不足为患，一旦豪强地主承载农民达到上限，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此时一旦出现灾荒，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大量无以为生的流民就只能选择造反，于是，一个王朝结束了，经过造反的战乱，出现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再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周期律”除此之外，还有些偶发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军阀割据、外敌入侵，但是，这两个因素要想消灭一个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观条件，即上下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灭一个王朝。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四、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哲学观点没有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讲行了大胆的揭露。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五、黄宗羲 (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六、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七、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界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八、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采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九、毛泽东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十、邓小平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何特色？怎样继承其积极因素和发挥其现代价值？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著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 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⑤意思是说人们的本性（先天素质）虽有差别，单差别不大，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的不同，这种差别却越来越大了。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使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说话尖刻刺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容易狂妄不羁。⑥他认为，人们如果不学习，不接受教育，就不能形成好的道德品质，既使具有好的品质，但如果不学习、不接受教育，这些好的品质也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可见，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又如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不同，才有了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之分。所以，加强后天的教育，对于人的后天成长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固日求则得，舍则失之。”⑦即人虽然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但这些美德是很容易丧失的，只有不断的思考学习，努力追求，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自己的善性。如果一个人只注意物质生活，而不加强精神教育，那就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孟子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与禽兽。”⑧可见，接受教育是人立身的关键。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但他对教育的必要性的强调却是和孟子相同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世上之所以有君子，贤人，是后天教育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使他们有性恶变成了性善。他说：“为之，人也；不为，禽兽也。”⑨如果学习，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不学习，那就如禽兽一般了。这与孟子的话如出一辙。荀子还用许多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环境教育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⑩所以说选择良好的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成长是十分必要的。荀子还强调，学习是人们由贫贱走向富贵，由愚笨走向聪明的惟一途径，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有大的进步，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做起。这正如《礼记·学记》里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墨子也认为教育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易变。”⑾其意思是说人没有先天的思想意识，只具有一种可塑的素质，人的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后天的影响造成的。“素丝”之所以能变成不同的颜色，是“染”的结果；人之所以能形成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知识，是环境与教育的结果。后天的教育培养在墨子看来是很有必要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工作。 而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调和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这善的要素并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使他近而为善。他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⑿意思是说，既然人们的性有待于外加的教育才能够善，那么，善就该属于教育的范畴，而不当属于性的范畴。他还举例说，性好比是茧和卵，卵要经过孵化以后才能成为幼禽，茧要经过缫治以后才能成为丝，性也要经过教育以后才能成为善。性好比禾苗一样，善好比大米一样，大米从禾苗出，但禾苗不可能全是大米，善出于性里，但性不可能全是善的，要使性成善，必须通过教育，善是教育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认为教育是必要的。2 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 古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如孔子把教育作为治理好国家的三大条件之一。有一次孔子到魏国去，他的学生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再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再问：“如果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半呢？”孔子继续回答：“教育他们。”①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当成治国、立国的三个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没有人就谈不上治国与立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手的作用，使他们富裕起来，以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有了物质生活的基础，最后才能发展教育。把文化教育建设好了，一个国家才算治理好了。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使人口增加、百姓富足之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在《为政》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以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这段话说明孔子认识到教育不但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因为教育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这样就可以使社会安定发展下去。 不仅孔子看到教育是一个社会安定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孟子也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教育观点。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孟子认为，好的政治靠的是法度，是用刑罚约束百姓，使之畏惧国君，不敢违背；而好的教化靠的是德行，是用仁德去感化百姓，使之爱戴国君，由衷向善。好的政治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得到的则是百姓的人心。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把“善教”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从历朝历代来看，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哪个国君，只有“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和“德治”思想，强调“礼治”。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能起到“固国齐民”的社会作用。他说：“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能婴也。”④他认为若不抓教育工作，不用礼的思想教育人民，则退不可以守，进不可以战，国家就要灭亡；若抓紧教育工作，用礼的教育思想统一人民的意志，则国家强盛，则敌国不敢侵犯了。可见他也是强调教育对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国家的重大作用的。 而墨子则从“兼爱”的立场出发，指出劳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人民受不到教育，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把教育当作使社会走向重要措施之一。唐代的孔颖达从儒家的传统政治观出发，充分肯定了教育在营造社会好道德风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宋代的朱熹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从当时的教育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国家办教育应“以明人伦为本”，只有“教明于上”，才能“俗美于下”，“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可见朱熹已将重视教育的眼光投向了未来。 3 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 将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周朝的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由当时负责教育保氏教育他们，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就是当时的宗法礼制，礼的教育承担着政治宗法教育、伦理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任务。乐包括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乐的教育是和礼的教育密切相关的，同样肩负着政治法度、道德人伦等方面的教育任务；乐教和诗歌相结合，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射是指射箭的技术，驭是指驾御战车的技术，二者都是当时武士所必备的条件。书指的是汉字的形体结构类型，据《说文解字·叙》说，周时的启蒙教育是以“六书”为先的。数即术数，包括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占卜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相当于自然科学知识和宗教技术知识。从这六大方面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中国古代教育确实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德育和智育的相互结合。礼乐主要是道德教育，但其中也包括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射驭书数主要是知识技能教育，但其中也渗透着德育的内容，例如射驭训练实际上也是礼制教育的一个方面。 据《宪问》载：孔子的学生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子路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得到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这说明孔子要求“君子”应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即随时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具有治国安民之术。第一讲的是“德”；第二将的是“才”。孔子要求“君子”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他认为“德”与“才”两方面都要学习。《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意思是说，孔子的主要教育内容有四项：历史文献、道德行为、待人忠心与信实。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⒀意思是说，弟子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外出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小心，说话讲究信用，要广泛爱护大众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之后，将多余的精力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尽管孔子主观上认为德育是重点，但他对文化知识的教育也不曾忽视，在他四十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他把收集到的历史文化资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在这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似乎更加强调德育的重要了，但同时，人们也并没有放松对知识文化教育的重视。就拿墨家学派来说吧，虽然重德行是儒墨两家学派一致的要求，而墨家却主张培养具有“兼爱”精神，还要掌握实用技术。也就是说，墨家学派的教育内容，以“兼爱”的基本思想为主，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在墨家后学所著的《墨经》中涉及到几何学、物理学、光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科技教育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 再如，董仲舒就提出了“必仁且智”的观点，他提出了“仁而不智”与“智而不仁”的片面性，从而提出既要强调德育而又必须德智相辅以及通过教育进行德育的方法。⒁他认为智育是有助于德育的，道德行为上的失误，往往由于学习不好或认识不清而造成，所以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⒂他以为不学习不能成德，这种把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起来的思想也正说明了中国古代教育是反对偏执一方，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这三个基本特征的浅析，能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尤其是能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深厚蕴藏，进而培养既宽阔又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提高素养，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以便更好的检验过去，执着现在，创造未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新世纪的今天 ，借助史学，向史学要深度，为其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