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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由于当事人一方 的过错，造成缔约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依法应当承 担的赔偿责任。纵观合同立法有关合同责任的规定，违约责任 固然是合同法中主要的责任形式，但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更具 有实践意义和探讨价值，因为前者尚可通过合同当事人约定来 解决，而后者则不然，它必须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确认;并且，缔 约过失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补充，是合同责任完整性的标志。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发展 最早系统阐述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是德国法学家耶林， 1861年其在自己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4卷上发表的《缔 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全时之损害赔偿》一文中，深刻地 分析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他指出“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 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 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契约一方当事人不 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因此，当事人因自己的 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 赔偿基于信赖产生的损害”。耶林所创的缔约过失理论可以说 是合同法理论发展中的创举，它为现实生活中合同因订立中的 瑕疵而产生自始无效或被撤销，其过错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合同责任体系更为完整，从而能为合同当 事人提供更全民的保护。正是基于此，该理论的创建在各国立 法中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后，德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国的民 法典都对缔约过失责任进行了规定。我国民法对缔约过失责任 的规定，首见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该法第11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应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 失负赔偿责任。”其后制定的《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 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 条规定表明我国承认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的缔约过失责任，但 对合同不成立及合同成立时的缔约过失责任未作规定，应当说 还是不完整的。 为维护交易安全，1999年出台的统一《合同法》于第42、 43、58条进一步完善了缔约过失责任，对合同不成立情况下的 缔约过失责任进行了补充规定，但对合同成立情况下的缔约过 失责任仍未涉及。笔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在订立合同过 程中当事人存在缔约过失的问题，但另一方当事人可能因为急 需合同履行的结果而不主张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仍然 赋予当事人追究缔约过失责任的权力才公平合理。因此，我国 合同法对此问题应对进行补充规定。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侵权 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和诚实信用原则说等。其中法 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是因为合同订立之际当事 人之间存在默示契约或基于当事人其后订立的契约。这本身在 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此种说法在理论上混淆了缔约过失责 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法律规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 法律的直接规定，这其实是所有法律责任的共性，不是缔约过 失责任特有的。笔者认为，比较而言，侵权行为说和诚实信用原 则说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侵权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因为当事人的侵权行为 产生的，因此是侵权责任的一种。该学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如 在责任的构成上，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与侵权责任是完全吻合 的，都要具备有致损失行为;当事人存在损失;行为与损失二者 存在因果关系;且当事人有过错。但缔约过失责任也有与一般 侵权行为不一致的地方:如较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对当事 人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原因事合同订立中当事人之间存在一 定程度的信赖，而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人 之间;同时，侵权责任在过错举证及时效方面都有限制，受害人 要获得法律的保护较之合同责任更加困难等。 诚实信用原则说是目前较为流行的通说，该学说认为缔约 过失责任产生的原因是，当事人违反了先契约义务，而先契约 就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负 有的通知、协力、保护、保密等义务，因此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 诚信原则产生的责任。该学说的合理性在于它抓住了先合同义 务的特殊性，使缔约过失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宜吸取以 上两种学说的合理成份，即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 特定当事人(合同协商双方)之间的特殊侵权责任，因此立法上 应当基于此特殊性，在一般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对其规定特殊的 诉讼规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缔约一方违反前契约义务。缔约 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发生在契约成立 前，违反的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前契约义务，而后者发 生在契约成立后，违反的是契约所约定的义务。这在理论上虽 然能很好区分了，但其中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明 晰:这种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前契约义务的出现时间问题。有 学者曾主张“要约生效说”，即前契约义务的产生，以要约生效 
《合同法》与招投标 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 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 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 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 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 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 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 《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 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 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递交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 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 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 五、发出《中标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 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 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 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 二○○六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