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最强
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这谁啊，怎么这么坑爹啊 。。。。嗯，我想想，可以的，很简单的。比如，服饰的变化。你爷爷他们以前穿什么衣服，可以联想到红军装啊。以及现在的服饰多样化还有交通的变化都能体现出身边的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