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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勤俭节约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作“齐家”的训言；毛泽东以“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为“治国”的经验。 历史上，古今中外勤俭节约的故事不胜枚举。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2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他留大家吃午饭，餐桌上一大盆肉丸熬白菜、几小碟咸菜，主食是烧饼。伟人在勤俭节约方面为国人做出了表率。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的一句英国谚语是“节约便士，英镑自来”，每天深夜她都亲自熄灭白金汉宫小厅堂和走廊的灯，她坚持皇家用的牙膏要挤到一点不剩。号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日本丰田公司，在成本管理上从一点一滴做起，劳保手套破了要一只一只的换，办公纸用了正面还要用反面，厕所的水箱里放一块砖用来节水。一个贵为一国之尊、一个是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节约意识竟如此强烈，令人赞叹。 建国初期，有一首歌唱得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当时，国人都把勤俭节约作为做人和干事业的行为准则。然而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生活的改善，有些人把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丢了。君不见，当前社会上超越现实、盲目攀比的畸形消费；斗富摆阔、一掷千金的奢靡消费；过度包装、极度美化的蓄意浪费；“长明灯”、“长流水”的随意浪费等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些不良现象中，“大款”、“公款”充当了主要角色。这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党中央及时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并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到“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深入持久地开展节约活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勤俭节约的美德如甘霖，能让贫穷的土地开出富裕的花；勤俭节约的美德似雨露，能让富有的土地结下智慧的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要牢固树立“浪费也是腐败”的节约意识，克服“花公家钱不心疼”的不良心态，形成“铺张浪费可耻，勤俭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使勤俭节约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习惯、一种精神。 
有一位"母亲"比母亲更母亲，那便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长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孩子--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可堪自豪的事物实在太多了。我们勤俭而诚恳，友善而勇敢，这是叫亿万炎黄子孙倍感骄傲的传统美德。(开头两段，第一段扣住"传统"--漫长，第二段扣住美德。入题快。) "勤"，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闻名于世的。中国人以农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累月辛勤地劳动，以汗水换来硕硕丰成，造福子孙后代；同时也因为"勤"，加上极富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中国人创造了四大发明、圆周率、浑天仪、《本草纲目》等等智慧结晶，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此段说"勤"，引用的诗句体现"勤"，四大发明等说明"勤"的结果。) 中国人是勇敢的，有傲气的。南宋名将岳飞以精忠报国的信念，燃起了他那不屈不挠的强烈爱国心志，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奋勇抗敌，保卫河山；民族英雄文天祥，少有大志，终不肯向元人投降，最后从容就义。他曾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何等壮烈感人的豪语！他们的忠义能与日月争光，在民族史册上，烙下了不朽的印迹！ 中国人爱国，对自己的国家有着非笔墨可形容的深感情。爱国诗人陆游在遗作《示儿》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对死亡泰然处之，临终时还念挂着国家民族的安危，是多么可敬可佩啊！北宋著名文学家及政治家范仲淹，忧国忧民，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充分反映出他"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情操。翻开中国历史，这样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比比皆是，林则徐、孙中山、周恩来等等，真是数之不尽。(此两段说"爱国"，例举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爱国人物，议论中有强烈的感情，用语形象，如"燃起了他那不屈不挠的强烈爱国心志"。) 孝道也是中国传统美德中的代表，它根植在人心。"卧冰求鲤""黄香暖席"的故事，广受传颂。而古诗里的人物花木兰更是家喻户晓，她为免老父再受征战沙场的痛苦，决心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孝女。 反观现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变得淡薄、冷漠，这些奠基在利益上的人际关系，缺乏彼此的互谅关怀，完全没有温情可言；而家庭不和、子女忤逆引发的伦常悲剧，差不多每天都可在报纸上读到，在新闻报导中儿女一朝飞黄腾达后，便对父母置之不理，任由父母风餐露宿的事已屡见不鲜；人们的浮夸作风，自以为是、吊儿郎当的处世态度随处可见，实际上，这种人是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常不可一世地自我吹嘘，对他人的才华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完全不明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这的确是现今社会的一大哀歌。(此两段说"孝"，先说"根植在人心"，再"反观现今的社会"，写得简洁。)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若这些社会弊病越来越多，越积越深，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固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 我认为，中国传统美德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在这个时代，有重新提倡其价值的必要，以廓清社会歪风，为年青的新一代培养优良的品行、淳朴大方的风度，重见我国道德文化的光芒。(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于道德的议论文篇一 “道”是在昭示一切，“德”是在承载“道”的一切;“道”指的是道理，“德”指的是好的品行。“道”的道理，都出现在“德”的身上，“德”的“品行”都产生于在“道”。所以，没有“道”，也就没有“德”，没有“德”，也就看不见“道”的存在。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道，就是“道德”。自古以来，没有那一位伟人是没有“道德”的，也没有一个坏人有“道德”。道德，然而，今天我却看见了一件有损“道德”的事情。 雨初停，我去买一块五的猪肝，然而，店主在秤猪肝的时候说一块五的猪肝，却给我一元钱的猪肝。我是第一次出去买东西，也不懂怎么看够不够量，拿着猪肝就急匆匆地回家了。回到家，妈妈说我被骗了，我气愤至极。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道德，关乎人民的素质，民族的兴荣。然而那家店主，却损了中国人的素质。想想看，他们连中国人都骗，何况外国人?如果外国人来买东西，他们岂不是狮子大开口?他们连国人的五毛钱都要骗，何况外国人的几块钱，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几千块钱?为了利益，他们居然不惜丢掉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换来的颜面!中国人的良好品德快被他们这种人给丢尽了!他们这是给我们中国，中国人民的脸上蒙黑!想想钱学森，邓稼先这些的老一辈出色的科学家用生命，幸福，牺牲自我利益换来的中国人的颜面，中国人的尊严，即将要被类似店主这种人，为了那小小的利益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小小”的“骗术”，所丢尽，被外国人指着骂着我们中国人没道德，不厚道，我就痛心。(中国作文网) 现在，已经有外国人在骂我们中国人了。看看。在美国珍珠港，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垃圾桶在此”;在泰国皇宫，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请便后冲水”;在巴黎圣母院，也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请保持安静”。难道现在，还要外国人只用中文写“请不要骗钱”吗?醒醒吧，那些有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道德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道德，改变这一个局面。我们的“德”要体现在“道”的身上，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是有“德”有“道”的人，中国不是那种素质低下的人!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让外国人时时刻刻竖起大拇指对着中国。“道德”关乎人民的素质，民族的兴荣，没有一个良好道德的民族，是不可能兴旺起来的!中国人要想不被别人欺负，不被别人耻笑，国土不被别人蹂躏，就得有一个良好的道德!记住，你永远不是代表着你自己，你而是在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三亿的中国人民!你可以使外国人赞扬中国，但也可以使外国人耻笑中国。赞扬的条件与道路，永远比耻笑的条件还要复杂与艰难。 关于道德的议论文篇二 刚刚开始看到“次道德”这个词，就要我想到了一些话，“人之初，性本善”总有一些人还是心存善念，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善和恶的两极中进行道德思维，殊不知，善中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恶，恶中也许有某种程度的善。次道德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道德问题，善与恶是道德矛盾的统一体，且如影随形同时存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一切矛盾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从道德层次上来看，次道德是次于完美道德的。相对于完美道德而言，它是不完美的，是次等的，是带有瑕疵的道德。 完美道德是人人应当追求的高尚道德，是我们的道德目标。而次道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存在的道德。有一位犯了受贿罪的公安局长，他“往往是先办事，后收钱”，“而且从不主动索要，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做到”，这个人的行为就有别于那些收了人家的钱又不给人家办事，甚至对有求于他的人敲诈勒索的贪官，所以“他收受了贿赂，别人还说他是个‘好官’”。我们不少人从小就接受了关于“好人”和“坏人”的说法，并认为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二者永远是泾渭分明。 但客观上，真正的绝对好人几乎就不存在。就连毛泽东都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卢梭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年轻时不仅有过偷盗的毛病，甚至还与一个被他称为妈妈的贵妇人私通，并且他因惯于坦言，当时人际关系也不怎么好。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有勇气在他的《忏悔录》里把自己善良忠厚的一面和卑鄙龌龊的一面都写了出来，“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眼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众生叫到我的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吧，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真诚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说：我比这个人好!”注1看过《忏悔录》的人可能觉得卢梭实在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一个人敢对卢梭的这句话提出挑战，没有人敢把自己的真诚和卑鄙、善良和龌龊统统用文字表述出来，并加上一句话：我比卢梭更好一些!这就说明，符合二元论者关于好人标准的地道的好人并不多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品行都处于次道德的地位。 在一个社会群落中，很多人都不是圣人，也有很多人并不天生是恶的，这就预示着，很多人都可能随时面临着善与非善的冲突。当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如何让这样一个极大的中间群体趋向善，而不是导致他们最终选择背道而驰。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树立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应当摒弃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应当勇于承认在黑与白之间也还存在无数级别的灰度色阶。次道德现象的出现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在违法行为不可能完全杜绝的情况下，次道德现象使违法者的道德底线提升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小了社会的危害性。人类社会历史上，法律、道德的发展趋势是把越来越多原来被人们忽略的东西纳入视野，给人的身心更大的空间和自由。所以次道德现象的出现并不会造成原本道德观的没落或者崩溃。 反之，次道德的丧失或对次道德现象不宽容，会使一些犯罪分子更加丧心病狂。 既然提倡次道德不是纵容犯罪，也不会影响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那么，承认次道德在“规范”特定人群行为中的价值，并以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在特定人群中倡导，可以把违法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利社会安定。次道德作为传统道德评价标准的补充，显示了现代道德对弱势的、边缘的、为人忽视的道德价值的重视。 我们应当有辩证思维观念，确立辩证思维方式。对次道德行为中的“恶”坚决贬斥，对次道德行为中的“善”予以适当的肯定、鼓励和引导。 把姐姐我写死了···好困 就只能弄成这样了···呼呼 都转钟了 早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