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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由此可见，儒家的具体实践原则，都是本着理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较为一致的地方。也正因为理性的思维方式使然，二战后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尽管资源贫乏，但由于他们理性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在儒家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一直就贯穿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东亚民众普遍鄙视懒惰与不思进取，崇尚勤俭与成功。各行各业的人们，起早贪黑，勤奋异常，而在家庭消费方面，非常节俭，为的就是发财致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依靠农业积累财富需要很长时间，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在勤俭方面，世界闻名。由于农业积累财富缓慢，艰难，因而做官是一条便捷的致富之路。中国自秦汉以来，除国君外，行政官员均对民众开放，任人唯贤，“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就确立了科举制度。所以一般民众就把读书做官视为成功发迹、光耀门楣的终南捷径。
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人生目的观方面，东亚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动机，同现代社会是共通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为东亚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心理支持。
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儒家道德说教的内容，后人总结为“八德四维”，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四维八德”，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不大重视个人的权利。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计划制定方面，注重整体的和谐一致，讲求完美，讲求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协助，因而制定计划无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地搜集材料，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复斟酌，最后博得各个方面的认可，方才付诸实施，所以，一般都能顺利完成。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家传统伦理中的“仁、义、荣、辱”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它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 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另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表述了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精神，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为此，儒家十分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强奸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 二、“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思想的人生价值精神，这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而且也是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儒学从它的创始人起，就十分注重人生过程中的荣誉追求。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力求于实现自己生命价值高贵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到死自己的名声还不被世人传颂。一个人的名声怎样才能被世人传颂呢？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 后起的儒学思想家们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荣誉不在于别人给予的多少，而在于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去思考、去感知。在这里，儒学更侧重于荣誉心、耻辱感的自我体验，要求人们自觉地树立荣辱观。正如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对于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而不觉得耻辱，这才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呀！ 儒学要求人们应该具有荣誉心、耻辱感，正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这可谓道出了儒学荣辱观的实质，也是体现人生境界高低的行为要求。“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今天处于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人们着力去追求自己的荣誉时，是否更应该从中体验这一学说的历史价值性，以此帮助我们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去获得一种真正纯结的、高尚的、不可磨灭的荣誉呢？ 三、“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的实践精神，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运行。在内容上，和谐社会必须表现为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的融洽和谐。在具体实践途径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机制来给予必要的保障。在此的诸多条件和机制保障中，人的个体行为的好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作用。应该说，儒家所表述的“非义不居”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儒学对人生的这一问题是认识得相当真切的。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斗，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善命、恶运就正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争斗之中。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拔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认识：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境界高的人懂得的应该是“义”；一个无德性的人，道德境界低的人懂得的只是“利”。对此，孔子将义与利作出了明白的划分。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推动意义。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对立激化，难以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对于今天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无疑具有正确指导性作用。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身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儒学只是在强调，当义利矛盾激化时，要求人的行为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这就最明白不过了，有崇高德性的人，不是不要财物之利，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儒家的“非义不居”思想是值得注重的。在义利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倡导国家、民族、社会的大利，反对不择手段坑害国家、民族、社会利益的私利。在大利与私利面前，我们力求两者尽可能的一致性；但是，当两者在不能调和其矛盾时，我们要求尽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而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学“非义不居”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更强调义利的协调，即在创大利中，显示和体现出更多、更丰富的个人利益；同时，要求人们在其一生中，在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利益的获取而努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其现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