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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劳动技术教学实践与思考劳动技术教育是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好劳动技术课是实施劳动技术教育的主要途径。近十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学校现有的生物教学资源的优势，从池州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以生物教学为起点，以农业技术为突破口”的原则，大胆进行中师劳动技术教学的实践研究与改革创新。现将我们的做法和体会介绍如下。!念好“农”字经，选准教学内容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已进入由单纯粗放型的小农业向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大农业转变阶段"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已由传统的低标准的常规技术向跨世纪的高新技术过渡。特别是被定为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的池州市，地理环境优越，生物及农业资源丰富，广大农民十分渴望掌握和应用农业新技术。鉴于此，我们在确定劳动技术的教学内容时，本着为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原则，在“农”字上大做文章。多年来，我们坚持给学生讲授花卉栽培技术、棉花等农作物“两高一优”栽培技术、甲鱼等水生动物的人工养殖技术、简易大棚的制作及大棚蔬菜的优化栽培技术、板粟等果树的修剪与嫁接技术、杂交稻人工制种技术、食用菌的菌种制作与科学栽培技术、茶树的栽培管理与茶叶精加工技术、桑树的栽培管理与家蚕的人工繁育技术、庭院经济与无土栽培技术、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使用与维修技术等等"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其中在当地有较大的推广和应用价值的!#$门新技术，以突出地方特色，提高劳动技术教学的社会效益。$把好“学”字关，巧编乡土教材教材乃教学之本，编写和使用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劳动技术教学效果的基础环节。但由于我国中学及中师劳动技术教育起步较晚，且劳动技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实践性、地方性、季节性和可迁移性的特点"要实现劳动技术教学真正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目标，单纯依靠全国或全省统编教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自编乡土教材。但怎么编？编什么？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广泛参阅周边学校及有关省、市劳动技术教材，掌握既有利于学生“学”又有利于教师“教”的原则，在反复调查、分析、研究本地农村经济建设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终于编写出一套具有很强的池州“农”味的乡土教材，其中部分内容已被吸收到省中师劳动技术教材中去。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了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农业技术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先进性和可行性，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做到及时、正确、恰当地补充一些农业技术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经验，使我们的乡土教材“乡”而不“土”，课堂教学常教常新。%唱好“能”字戏，完善教学模式我国中学及中师劳动技术教学目前还处于“哺乳”阶段，没有现成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供借鉴，怎样使劳动技术教学跨入规范化的轨道，最大限度地展示劳动技术的学科特色，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育人功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和教研方向。!&粗待理论，细待操作。任何一门劳动技术都有一系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系，而劳动技术教学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技能。为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对纯理论知识讲得很少，一般只讲述与技术实际应用有密切联系且非讲不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凡是与技能实际操作无关或通过生物等其他学科的课堂教学可以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原理部分基本不讲，但对技术的操作环节与技巧原则要一一讲明，绝不含糊。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知道怎样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分析解决。例如，在讲授桃树修剪技术时，我们在讲清具体操作要求和方法步骤之后，就组织学生到实践基地（本校桃园）去进行操作训练，教师注意示范、检查、校正和评估，至于修剪的目的及有关生理原则等，则要求学生课后通过查阅生物教材及相关参考资料自行解决。!’能者为师，互教互学。我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个别同学在家乡的生活和实践中，已经学会甚至熟练掌握了所学的劳动技术，成为学生中的“能”者。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在讲授相关技术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中的个别“能”人进行重点超前辅导和培训，使其充当“小先生”的角色，提倡能者为师。例如，我校学生王丽自小随父植棉，堪称学生中的植棉高手，在讲棉花“两高一优”栽培技术时，我有意安排她进行示范讲解和操作表演，学生兴趣很浓，效果甚佳。"’强化训练，发展专长。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技术专长，我们在抓好全面教学的基础上，广泛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成立了多种兴趣小组和科研课题小组，如花卉栽培小组、食用菌课题小组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的劳动技能得以拓展和延伸。此外，我们还组织学生回家乡进行调查研究或直接参与生产实践，当好农村致富的助手和参谋，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技术专长。近年来，我们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余篇有一定价值的小论文和调研报告，其中部分文章在全省或全国得奖，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和资源的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完善设施，广辟基地。为了提高劳动技术教学效果，我们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生物、化学等学科教学设备，并大胆地使用投影仪、录像机及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实现资源共享。同时，我们还根据教学需要，先后购置了枝剪、花盆、种子、化肥、农药、农具等，学校专门设立了两间劳技专用教室和三间器材室。此外，我们还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在校内兴建了桃园、松园、竹园、菜园等实践基地，并与农户、农场、农科所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校外实践基地。&把好“质”字关，完善教材机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实事求是地对教学进行正确评价，是劳动技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劳技课的考核又不能像一般文化课那样“一纸了事”。近年来，我们借鉴外地经验，从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一是思想品德考核，主要包括劳动观点、态度、表现、出勤及艰苦奋斗精神等内容。考核时采取自评、集体评、教师评三结合的方式，权重为%)*；二是理论知识考核，主要包括所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等内容。考核时采取签卷的方式，权重为#)*；三是技术应用考核，主要包括动手能力、技术素养、熟练程度等内容。考核时采取实地表演、纠错示范的方式，权重为()*。实践证明，上好劳动技术课，不仅能使学生掌握一技之长，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科技素质和劳动素养，有利于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来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随着“教师专业化”、“行动研究”、“校本研究”、“科研兴校”、“反思性教学”、“教师成为研究者”等教育观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始与大学教育研究者一起开展“合作研究”。在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不少大学研究者鼓励教师留心收集自己的研究资料，然后整理成“教育论文”并争取公开发表。中小学教师最初对“发表教育论文”往往很有兴趣，热心地请大学研究者帮助他们“修改”文章，大学研究者也很乐意提供这种“专业支持”。 可是，发表教育论文似乎并不能促进教师教育实践的改进，也很难说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于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合作研究”之后，合作研究中的双方对这种以发表“教育论文”为目的的“教育科研”不免发生怀疑。 我们也曾与中小学教师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尴尬。不过，在一次与教师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教师在“谦虚”地承认自己“理论水平不够，不会写论文”的同时，他们很善于讲述自己经历的教育故事。他们叙说出来的“教育故事”很真实，且令人感动。 于是，我们开始改变合作研究的策略，把合作的重点从原来的“给教师做教育讲座”转移到“听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是否遇到了什么教育问题或教育困惑，自己遇到这个教育问题的情境；问题发生之后，又是怎样想办法解决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教育事件，是否有值得叙说的细节。 那次对话使我们意识到，教师做研究可以采用“叙述教育故事”的方式，我们甚至在某些合作研究中提出“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不少教师很愿意接受这种研究策略，并感受到“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对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不断地遇到中小学教师提出来的质问：叙述出来的教育故事是否算教育论文呢？ 我们的解释是：叙述出来的教育故事显然不是教育论文，它毋宁说是一种“教育记叙文”，我们称之为“教育叙事”。但又有谁能够说只有教育论文才算是教育成果呢？ 就实际效果来看，“叙述”包括口述和书面描述，教育故事对教师本人确实是比较有效的研究方式。如果教师引经据典地写“教育论文”而对自己所发表的“教育论文”中的观念并不相信的话，这种“教育论文”不仅不能说比“教育叙事”更有理论水平，而且简直不能算是研究成果。相反，如果教师将自己遇到的教育事件叙述出来，这种叙述不仅可以启示他人，引起共鸣，而且可以在自我叙述中“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回过头来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通过叙述教育事件来改进、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这才是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真正目的。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合作研究中常常建议教师以多种方式叙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的内容包括教学叙事、管理叙事或德育叙事。由于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最日常的教育生活，所以，我们将教学叙事作为所有叙事研究的重点。 “教学叙事”即教师将自己的某节“课堂教学”叙述出来，使之成为一份相对完整的案例。为了让教师有话可说，学校可以配合“集体备课制度”和“公开课制度”（或称之为“研讨课制度”）个人将自己的这节“公开课”（或称之为“研讨课”）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之成为一份“课堂教学实录”。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用钢笔录像”。在我们与中小学老师的合作研究中，有教师将这个过程总结为“集体备课——集体听课——集体讨论——个人叙事”。 但“用钢笔录像”只是教学叙事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使“教学叙事”仅仅落实为一份“课堂教学实录”。由于“课堂教学实录”很难反映教师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所引起的“教学改进”与“教学重建”，所以，我们建议教师可以“夹叙夹议”，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这一节课某个“教学事件”的反思插入到相关的教学环节中。教师可以用“当时我想……”、“现在想起来……”、“如果再有机会上这一节课，我会……”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教学改进”、“教学重建”的考虑。在我们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中，有教师将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称为“插入”或“涂抹”，即教师将自己对本节课的感想“插入”到课堂教学实录中，将自己对整个教育或相关教育理念的理解“涂抹”到相关的课堂教学实录中。 之所以强调要配合学校的“集体备课制度”和“公开课制度”，主要考虑到这两种制度有利于教师之间相互合作，而且经过集体备课和公开课之后，教师可以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新的教育理念以及讨论中所发现的教学收获与教学遗憾，更有效地反思自己的教学。 这种“教学叙事”的方式同样适合于学校的德育工作、管理工作，可分别称之为“德育叙事”、“管理叙事”。比如教师可以将班级管理中发生的某些学生生活事件叙述出来，使之成为一份有教育意义的“班级管理叙事”。如果教师针对某个教育事件做一些追踪研究，那么，这种“班级管理叙事”会显得更有价值。同样，这种叙事也适应于校本的行动研究。校本的行动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是：第一，“叙述”其实是一种行动方式，如果教师不行动，如果教师不改变自己的教学，教师就无话可说。第二，教师“叙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实质是“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教师参与教育研究不只是为了发表教育论文，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第三，对大学研究者而言，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研究，最好是“听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目前，写教育论文是每个教师在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的事情，也确实有许多教师在写论文的时候犯了难。教师到底要不要写论文也引起过有褒有贬的争论。本文作者提出的教师做研究要关注发生在自己教育生活中的故事，并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叙述去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改进和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而不是去写那些有时是连自己也不理解的观念性的论文。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教育论文，毋宁说是教育记叙文。以此类推，可以提出教学叙事、德育叙事、管理叙事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寻找那些有意义的细节，然后进行反思与分析。这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