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huan
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李敬泽《守望〈玉米〉》如果说《青衣》是一次成功的“蜕变”，那么2001年的《玉米》仿佛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王家庄是毕飞宇建造的历史风景。如果说借助这一风景，他拥有了对历史的内在视景，那么，毕飞宇对于“文革”的书写，则显示了他对历史的理性认知。和大部分小说家关注文革的“激烈”相比，他关注“文革”的隐性影响。比如在《玉秧》里，你会看到“文革”深深渗入了魏向东等人的生活。不无调侃、讽刺的富于间离效果的讲述，显示了“文革”的“革命性”是如何进入一个“文革”参与者性行为过程的。这是“文革”思维对人们生活的侵入、是“文革”思维如何成为日常生活的深刻象喻。——张莉《毕飞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