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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风调研的背景目的: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和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外的一些节日也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对于许多人来说， 对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的理解只停留在很肤浅的含义上，对传统文化反应冷淡，相反，对于外国的圣诞节，反应强烈，以多种形式来庆贺，这不能不引起思考。 通过探寻，力图在生活中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学习中国的传统知识，在教学中向学生渗透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让学生传承民族文化，从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意义：通过对我国传统民风民俗的了解和认识，可以使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大团结意识，培养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简介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内涵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具有独特的东方魅力。中国文学的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和劳动说，较为认可为劳动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维持社会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和丰富的精神文明世界。人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头，劳动是文学创造的重要来源。中华民族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丰硕的精神文明瑰宝，中国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按才能把学生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后世称为“孔门四科”。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中国文学按时间发展可以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历史渊源悠久，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特点，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文明瑰宝。西方文学是不同于中国文学的文学表现形式，人类文明博大精深，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丰富的精神文化，我国对西方的定义为“普遍指位于西半球、北半球的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方文学就是指这些地区的文学作品。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们主要靠海上经商、贸易生活，造就了他们勇于开拓、自由好战的民族性格，最初，西方文学以宏大体裁的叙事诗为主，重视个人价值，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这与尊崇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学有较大不同。文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西方文学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有西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也演变出了文学的不同流派和优秀的文学作家，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拜伦等，为人类精神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并非一直保持孤立和毫无联系，而是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人类文明并非完全孤立存在，一种文明要想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必须不断地接纳新鲜事物和学习先进之处。人类文明之间存在共通之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缺少的联系。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影响其之间的文明交流，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作品是其精神文明的结晶，反映其社会发展变化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历史上，从中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始，中国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等列传，中国正史中出现了记录研究外国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文学典籍，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外国传不仅记载了中外交往的具体活动，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到元代时期，中国与外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欧洲出现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东方学和汉学。中国古典文籍和著述通过西方传教士源源不断的传入到西方世界，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内容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以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人的写作受西方作家影响巨大，像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矛盾、胡适等，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作家的作品对我国文学创作影响重大，我国文学也对西方文学产生影响，例如18世纪，我国元代著名戏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传入欧洲，对欧洲剧坛产生轰动影响，出现了一股“中国热”。[7]美国著名诗人庞德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改革英文诗的传统句法，开创了英美现代意象诗歌流派。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二、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同之处文学内容方面：中国文学重意境，西方文学重现实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在文学内容方面具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学在内容方面强调意境，西方文学强调客观和现实。意境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终极目标追求之一。意境属于美学范畴，是我国传统抒情文学和艺术中最常见的表现目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观念，常用情景交融和虚实相成的手法来表现宇宙人生的丰富意蕴。中国文学作品致于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思，营造深远的艺术意蕴，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最为明显，中国古典文学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语言营造一种深远的意境，使灵魂在宇宙和生命等宏大的背景下得到栖息和安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周易》和《庄子》中对语言与意境和语言与意象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意境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意境表现形式，中国文学中的诗歌是追求意境的典型，例如唐诗和宋词，都是通过诗词中的具体事物构成意象，意象组合营造出独特的意境，配以优美的韵律和工整的词法打动人。例如中国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一尘不染的漫天飞雪世界中，一位孤独而倔强的渔翁披蓑戴笠在寒冷的江面上垂钓。诗人通过具体的意象：鸟、人、舟、翁和宏大的意象：山、江、雪天等自然巧妙的组合和反衬，塑造了孤傲凛然的渔翁形象，营造出幽静孤独的意境。中国文学中的诗歌十分重视意境的塑造和描写，视意境为诗歌的灵魂和核心。而西方文学更加注重纪实性描写，重视“重塑性”描述，重视现实和真实性，西方文学中不乏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优秀作品，与其重视现实的特点并不矛盾，西方文学强调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摹仿”的手法进行对现实的再现式描写，来达到文学表现的目的。例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展示了法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称再现现实的手法是必需的。表现形式方面：中国文学重抒情，西方文学重叙事在文学表现形式方面，中国文学重视抒情，西方文学强调叙事。在诗歌方面，西方文学中宏大题材的长篇历史叙事诗较多，像《荷马史诗》、《唐璜》等，虽然其也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但其表现形式以叙事为主，围绕主要的故事主线，展现英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属于长篇叙事体的诗歌。中国的诗歌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闪亮瑰宝，而中国诗歌中长篇叙事体诗歌较少，被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可以称得上屈指可数，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而表情达意的中国诗歌文学处处可见。在散文方面，中国散文出了“纪言”之外，更具有抒情的重要传统，如我国的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尚书》通过卜辞和铭文，以质朴简单的说明和记述客观的反映了虞、夏、商、周四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尚书》的特点为据事直书，无任何文饰，但其除了具有“纪言”的特点外，更具有十分丰富的情感内涵，所以前人有“周孔情思”之说。《尚书》中感情的抒发多通过感叹号等表达强烈感情的标点符号实现。多以多重感叹和转折的手法，含蓄委婉的表达文中人物的矛盾心理，文辞转折却流转自如，更表达出了作者的情感和个性。西方文学中的散文发展程度比诗歌、戏剧、小说等低，其内容也多以说理为主，西方散文的逻辑性和说理性较强，纯粹抒情的散文较少。艺术美感方面：中国文学含蓄深沉，西方文学直白开放在艺术美感方面，中国文学的内容表达具有含蓄深沉的特点，而西方文学具有直白开放的特点。中西方文学的艺术美感差异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是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结果。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国土大部分处于内陆地区，较少部分处于沿海地区，总体属于大陆性国家，具有封闭的大陆性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无需进行开拓和贸易，中国文化重视礼制和规则，具有和谐统一的集体性精神，中华民族谦逊含蓄的民族性格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即表现为含蓄深沉的艺术美感。西方社会大多数国家邻近海洋，西方经济具有海洋经济的特点，养成人们勇于开拓进取和开放的民族精神，其重视个人价值和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加民族性格的豪放和开放成分，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即表现为直白开放的艺术特点。中国文学中的含蓄深沉常表现为文学作品通过塑造意境间接表达作者的感情。中国诗歌文学内容多通过含蓄的手法表达作者的感情。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一直被誉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诗经》中的情感表达具有含蓄深沉的特点，《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其委婉含蓄的意境，营造了一种朦胧的艺术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美感。西方文学中的直白开放体现为开门见山和直抒胸臆，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经常出现直抒胸臆的告白，莎士比亚善用人物的内心独白塑造人物形象，剧中的独白直接和直白的表达人物的所思所感，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艺术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