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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是自然界内在关系的最高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物质经济日益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多种欲望的诉求又往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客观认识休闲对生态环境具有的重要影响，树立生态休闲方式，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何谓休闲？从构形上看“，休闲”二字中的“休”即倚木而息，强调当下摆脱体力劳动的自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闲”本意是“放着不用”，引申为娴静、安宁，淡定神闲。《现代汉语词典》把“休闲”解释为“：（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不种作物”，《辞海》中则把“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如果将“休闲”的主体“农田”改换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实体，并结合“休”字的本义，那便可以相应地赋予休闲这样的涵义：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平和、放松，不安排工作，借以休养人力，达致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措施，从而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国自 1995 年起开始实行 5 天工作制，年 9 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2007 年 11 月又对国家法定节假日做出了调整。在这个方案安排中，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增多，休闲在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休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更加丰富，使休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实际上，休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休闲思想和休闲文化，并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它定义为“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则把休闲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社会空间”“，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重要的发展舞台。”从一般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劳动和生理必需时间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里的行为或活动。休闲有四种含义：一是从时空意义上，指人的闲暇时间在特定空间的消费指向；二是从行为意义上，指人的休闲活动的满足指向；三是从生命意义上，指生命自我处在一种自由、自主的生存状态；四是从意识活动意义上，指人的闲适精神的实现。一个人的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或者从某种意义上，休闲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向大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人们在休闲中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情操。二在现代社会里，休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休闲是具有类本质的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人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是由休闲主体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休闲关系是一种动态且相对开放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休闲主体可以影响和操纵社会规则，休闲活动的个性化、商业化等趋势也将自我、个人身体投射到休闲活动与经验的前沿，从而赋予现代休闲关系独特的形式，并进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休闲的良性运作有利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在人性预设上，休闲是向自然的复归，天人合一的再现。从人性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其最大特点是人文性、社会性、创造性。它使休闲主体在精神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按其本性而言，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休闲活动在主观上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在客观上不必然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实际上，最满意的休闲方式与过度消费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环境。所以说，休闲是人性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和能够达到的境界，人性系统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客观上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养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抒解生活压力，丰富生活体验，促进社会交友，增进家庭亲子关系，实践自我理想等，而且使人通过与自然的接触，铸造一种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人格的完善、素质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并进而建立起与自然丰富多样的全面性关系。而人与自然全面性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在把人从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交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所导致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的精致理想、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既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令人惊异和令人惊喜的感受中完成对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休闲的异化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为人类的休闲活动固然可使行为者获得愉悦、满足，但并非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也并非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休闲被异化了，无辜地沦为幻觉，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置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休闲的本意是要寻求实存的意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成为人”的过程的休闲不复存在，人们休闲得越多，实存消失得越快，且一切出于经济目的的休闲，必将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奢侈性休闲倾向。人们过分看重消费的符号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沦为社会符号表征。认为休闲就是权力与金钱的象征，美好的休闲生活就是无限制地拥有私人空间、休闲物品、昂贵的服饰以及永远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性。这种与真实自我需求相违背的消费与休闲，使得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为表象所迷惑，看不到自我真实的需求，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由于自我评价体系与外界价值相悖而选择放弃，成为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贡献者”。奢侈性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道德的休闲消费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过好生活的能力。然而，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注定要无止境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这样，当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又会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技术、时间、金钱、权力和信息的奴隶。自我价值的追求被一系列形式化的、表面性的东西所蒙蔽。奢侈性休闲主体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必然会压缩他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和谐。而社会生存空间被压缩，人就转向自然要空间；生存资源受侵害，人就转向自然要资源。现代人这种在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的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养成合理健康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休闲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生态与游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有问题都指向了当前休闲理论研究的重点———生态休闲。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之路，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休闲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所谓生态休闲，就是通过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生态行为规范、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德的全面发展。它既是一种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的休闲形式，又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保护自然的一种积极措施；它要求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抑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它强调人们尊崇自然的异质性，充分感悟自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生命来看待，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们的休闲实践表明，充分健康的休闲方式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必然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全球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的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彰显的情况下，生态休闲作为绿色休闲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如针对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将生态休闲定义为“回归大自然休闲”和“绿色休闲”；针对现在休闲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保护休闲”和“可持续发展休闲”。中国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开展各种生态休闲，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产业，使休闲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然而，环境美德的养成、生态休闲方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为了确立生态休闲方式，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强化和改变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反对消费主义宰制下的奢侈性休闲，养成生态休闲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休闲意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意识，也是人们在休闲活动中应当自觉培养的文明意识。在分享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休闲快乐时，应恪守环保理念，有意识地去保护生态环境，不去损害休闲对象和周围环境，在理性休憩的前提下从事休闲活动并从中学习自然知识和放松身心；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然美景的享受和对民族历史文化了解的同时，爱护供我们享受、给我们知识的休闲环境。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态休闲属于绿色消费，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绿色，不能以山水被污染、草木被践踏、鸟兽被杀戮为代价。只要人类的发展思维摆脱盲目的经济至上观念的控制，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休闲，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为在经济至上观念的操控下，人们似乎永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以休闲，亦无暇审慎地思考休闲的真正意义，更不用说通过休闲来寻求生活本身的意义、保护生态环境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休闲不单是一种活动，而更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氛围，一种不断超越既存现实和自我的努力。当人们休闲地徜徉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中，人类不会感到孤单，世界不会变得荒凉，自然更不会与生命背离。只有真正坚持“人倚木而休”这种生活态度，则一种不仅顾及人类利益与价值，同时保持自然之利益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产活动才会成为现实。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全民生态意识还有待达到自觉自愿水平之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作为，是实现生态休闲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立专门的休闲服务管理与监督机构，做到对休闲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加大法律监督和执法力度，并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监控制约机制。尤其是在这个休闲日益高涨的时代，适当地增加投入并有效地规范相应的制度是一项明智之举。否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公用地悲剧”。同时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休闲主体的教育。休闲的异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休闲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都倾向于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理性主义传统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消除异化、寻找生存意义的根本途径，这其中包括对休闲主体进行生态休闲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曾向那些统治者和决策者明确提出把休闲教育融入理想国家的建议，美国着名生态伦理思想家利奥波德也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知道他自己仅是生态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经济消费对过好生活和生态环境健康所造成的障碍，而休闲则可以作为克服这些障碍的适中力量。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鼓励户外休闲，教育人们学会休闲，教育那些通过休闲获得愉悦的人在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大自然“痛苦”的基础上，不要建立在损害他人以及后代人满足其休闲需要的基础上。让人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生态休闲才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健康稳定持续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出路，逐渐做到自觉维护休闲的“生态性”。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平等、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等。如果人们在从事休闲活动时都对大自然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生态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之，人类只有拥有生态休闲的理念，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提高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方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需要调整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类终将以自觉的意识，构建起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休闲文化观，树立生态休闲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参考文献：[1]高扬，谢怀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休闲[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6，（1）[2]转引自[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美]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赵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4]郭旭，郭恩章，陈旸。论休闲经济与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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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言之有序，条理要清楚。根据所述时间选择合理的顺序来安排材料。一般叙事顺叙、倒叙和插叙三种。 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一般事件的材料有主次之分，能体现文章中心的材料是主要材料，这部分要详写，次要内容 可略写或不写，主次分明，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例文：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波及千里远，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的。”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天色深青，是它真正的颜色呢？还是它高旷辽远而没有边际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像人抬头看天空一样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浮在上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搁置杯子就沉落在地上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鹏鸟飞九万里，其下有巨风的承载，然后才乘风而飞，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想准备飞到南方去。蝉与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到树枝就停下来，有时飞不到树上去，就落在地上，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到近郊野林去，带上一日之粮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捣米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这两个小东西又知道什么呢？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菌不知一月的时间变化，蟪蛄不知一年的时间变化，这就是寿命短的。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大树，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寿命长的。但是彭祖现在独以长寿著名，一般人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名叫棘的大夫就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荒原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是天然形成的。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身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算是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了。所以，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可以顺应一乡群众，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自己很得意，其实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而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而且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奋勉，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自身与物的区别，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虽然免于步行，但还是有所依靠。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又需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理论论据：作为论据的理论总是读者比较熟悉的，或者是为社会普遍承认的，它们是对大量事实抽象，概括的结果。理论论据又包括名言警句、谚语格言以及作者的说理分析。使用论据的要求：①确凿性。我们必须选择那些确凿的、典型的事实。引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材料作为论据时，必须注意所引理论本身的精确涵义。②典型性。引用的事例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这一类事物的普遍特点和一般性质。③论据与论点的统一。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的，因此，两者联系应该紧密一致。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所有文学中的一个具有永恒探讨价值的主题，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作品中更是如此。诗人们总是从自然界或自然景观引伸出一些奇思妙想，使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他们的笔下，自然总是被想象得更加美丽，而且将是他们理想的家园。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下，曾经有过关于乌托邦的种种构想；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则有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种艺术构想尤其体现在不少作家的文本中，作家们总是通过对往事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回顾来表达自己对一切人为的东西的厌恶，这实际上也形成了后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1]显然，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因为那些极力讴歌大自然并且充满了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们总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某种甚于实在世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有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既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同时又相互矛盾。毫无疑问，人类如果不依靠自然就无法生存，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自然创造了人，培育了人，而且甚至使人得以进化到当今这个状态。但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又不善待自然，不仅仅耗尽其有限的资源，更有甚者，他们很少想办法去保护自然。因此毫不奇怪，大自然有时当然要给人类带来一些麻烦甚至严重的灾害，而且有时还会导致人类无家可归。这种现象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变得比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关系远为复杂。同时，上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又总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因其文化背景和美学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尤其对于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论题。本文旨在展现一些中西方作家眼中的自然的不同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和分析以探寻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又适用于中国文学阐释的共同美学。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作家来说是如此地复杂、微妙甚或诱人，因此它便成了东西方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其原因在于它始终促使人们在自然中去探寻人类实在世界所无法实现的理想。毫无疑问，当自然处于最佳态势时，它必定是人类的理想家园，尤其当人们面临剧烈的变革和民族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这时，他们不由得流露出怀旧的情绪，往往试图在自然中觅见较之实在世界更为美好和理想化的东西。因此在这方面，自然显示出远远胜过现实世界的优越性，尽管这样一种自然显然是人为建构的和理想化的。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以及作家自身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这样一种关系也就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的表现。我这里仅举人们经常讨论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几乎所有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诗人陶渊明曾于一千五百多年前退出官场后写下了不朽杰作《桃花源·诗并记》[2]，作为一位擅长于描绘自然景观的诗人，陶渊明对自然有着深切的爱恋，有时这种爱恋甚至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返回自然的倾向。显然，他深受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所谓“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之观念的影响，这部杰作在许多地方流露出诗人的这种思想。《桃花源记》自问世以来，便和诗人的另一些以描写自然为题材的作品不断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分析甚至争论，因为陶渊明对一种远离尘嚣世事的理想的家园的大胆预言乃至建构给了人们以极大的诱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中国作品预示乌托邦的极好范例，因为这部作品的写作年代远远早于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理想的建构。在许多方面，它与乌托邦迥然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可以被看作是东方人早期对乌托邦预示的文本。当西方汉学家詹姆斯·海尔塔武尔(James Hightower)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发表其英译文时，这部作品终于对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但他们却向往着陶渊明所建构的那种恬静幽雅的田园生活环境。[3]因此这部作品又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不断地被东西方的读者阅读和建构其意义的寓言。每当人们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人为的毁灭性损失时，诸如战争或民族间的冲突或者其他形式的动乱，等等，总不由得会想到陶渊明为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家园：一方面，他们对混乱的世事感到腻烦，另一方面，就诗人陶渊明来说，他实际上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家园，在这里，没有剧烈的冲突或争吵；一切都是那样幽雅宁静，美丽和自然；每个人都举止得体，显得彬彬有礼，从不伤害别人；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等级制度之分，不存在什么统治者或臣民，村里村外都是一个样。正是在这个地方才能实现所谓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是不可能存在于人世间的，尽管也许可以发生在很久以前人们的想象世界，甚或文学作品中。众所周知，历史是不可能复现的，历史的复现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才得以实现，或更为精确地说，在文学作品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在那里才能最完美地体现作者对世事的憎恶和对自然的热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来读陶渊明的作品并试图去对之作出新的解释呢？依我之见，这部作品与当今的现实密切相关，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现实总是不甚满意，他们始终以各种方式探寻理想的处所，因而如果我们试图以一种能动性解读的方式来发现这部作品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意义正体现在这一点：一方面，人们为了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了自己很大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在更多的方面做了不少损害大自然甚至损害人类自身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种无法克服的悖论。人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各种形式的自然形象，以便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来使得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尽管所有的人，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热爱自然，但他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因此我们便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东西方文学作品中。 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常常喜欢拿陶渊明和英国十九世纪的“湖畔诗人”华滋华斯相比较，因为后者也十分喜爱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大自然或自然景观。他们很容易将这两位诗人看作是代表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的最好范例，当然这种差别主要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以及文学传统所使然。诚然，如果我们从比较的角度仔细地阅读这两部作品的话，或将这两位诗人也“文本化”(textualize)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来找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主要相同点和差异：陶渊明这位自愿退居田园以便“远离尘嚣”的中国古代自然诗人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笔下展现的自然之概念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或曰“天人合一”；而华滋华斯这位十九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幻灭而不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怀旧的情绪，他也向往着回归自然。很明显，这两位诗人都被人们看作是自然诗人，分别以在作品中讴歌大自然并寄托自己对自然的深深爱恋而著称，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传统以及表现方式的不同，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了对自然的不同态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陶渊明对自然的表现更具有寓言性，而非仅仅是现实性。他试图在自然与现实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使自己创造出的理想的家园——桃花源——具有永久的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源倒越来越对古人和今人有着难以消逝的诱惑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都试图从这一古典文本中发掘出当代意义。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陶渊明时代的桃花源进步和先进的时代，因而我们就拥有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十分便利的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古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任何人间奇迹。但是，身为处于世纪之交的现代人的我们，为什么又不时地去梦想对我们从来就是远不可及的乌托邦呢？确实，人们总有着某种怀旧感，尤其是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侯就更是如此，其表现形式往往大都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若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基于自己时代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对《桃花源记》作出新的解释。因此在这个，基于我们在细读这个文本时对现实的指涉，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这一理想的家园的现实意义。它实际上起到了某种以理想化的玫瑰梦来反拨并非尽如人意的现实之作用，但是梦毕竟是梦，梦是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因此桃花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陶渊明本人的乌托邦建构，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他为当代人预示出了一个理想的家园。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并不稳定的且到处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世界的人们难免不产生一种怀旧感，其表现形式就是试图建构各种类似乌托邦理想的家园，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肯定失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建构或多或少表达了他对世事和人生的消极态度，或者说是通过返回自然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或者说反映了他对不尽人意的现实的看破红尘的态度。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东西方的冲突结束后的今天，文化上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作用。因此，重读陶渊明的诗作和桃花源的故事将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他那充满幻想的描绘。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诸如桃花源这样的理想的家园，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冲突或矛盾，也没有喧嚣的城市生活或工业污染，在这里，我们真正到达了一种理想的境界，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和，以致于自然竟成了始终令人们神往的理想的幻像。在自然中人类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使自己升华到完美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其理想的方式得到展现：和谐融洽得几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然，对于生活在人间的我们，这不啻是一个使人难以企及的乌托邦，但是这对于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求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家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文学作品赋予人们以极大的想象力。 也许从陶渊明所建构的桃花源这一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种基本的中国式的人生哲学，即一种和而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征而言，差异显然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就非得以对立的形式出现，有时处理协调得当照样可以达到和谐，这就是在和谐的基础上保留各自的特征。在陶渊明眼里，现实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又不想去以任何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剧烈的革命来改变丑恶的现实，那么他所希望建构的就只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东西，并试图发现某个不同于现实但又不想去取代现实的处所。如果我们将其拓展到当今的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就能找到解决中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差异的暂时的方法。这两种文化都没有必要去压倒对方，因为差异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并无必要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找到一切都很相似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趋同，我们就会以丧失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为代价。中国文化应当而且有可能同西方文化和谐地共存共处，中国文化也可以和西方文化在许多层次上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冲突将会逐渐地由一种和谐共处而非剧烈对立的关系而取代，而且双方的文化特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在这方面，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任何时侯，人类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并且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便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对令人怀念的过去加以建构。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返回自然和返回过去的倾向，陶渊明才被不少学者批评为逃避社会现实，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说，陶渊明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种之于剧烈的人类变革和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的道家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指出，华滋华斯的返回自然则有些不同，因为他之所以逃避社会现实，是因为他对由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激烈的社会变革感到诚惶诚恐，他曾一度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过这一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后来眼看着许多人被无辜杀死而改变了原先的态度。正如他在一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致使他濒临情感崩溃的边缘，当他“由于这些矛盾而搅得他心神不宁”时，他甚至“在绝望中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他受到了剧烈的情感折磨，近乎精神崩溃，但后来却又断然与自己的过去相别，以便“与我的真实自我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沟通”，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经验都隐匿在他的许多优秀诗作中。显然，作为一位沉缅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是这样表达的，“在平静地聚集起的情感中”，他始终被以往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同自然水乳交融的经验所萦绕着，而这种经验则恰恰是他本人所十分珍视和热爱的。眼前的一些自然物或景观突然把他童年时代曾有过的天真质朴的经历再度突现出来了，致使他陷入对往事的爱恋和向往之中，因而在他的许多诗中，诗人都情不自禁地缅怀这些萦绕他脑际的往事。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他不得不对自然和现实作出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美好，而他采取的则是后一种态度。因此在他的许多自然诗中，他都情不自禁地通过描绘大自然的强有力来表达自己的悲怆情绪，在他看来，自然没有必要同人或现实相和谐。他之所以喜好用最常用的口语词汇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其目的在于显示他本人与自然达到的认同，而正是在这种认同关系中他才得以寄托他本人的希望。在华滋华斯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表达得尽善尽美，但却以视当下的现实为仇敌而且毫无美满可言为代价。在他的诗篇《丁顿寺旁》(Lines Composed a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中，诗人这样写道： 此时此刻，半灭的思想之火在闪烁 诸多往事渐渐黯淡， 似乎一片渺茫， 脑中的形象再度浮现； 我此时此刻不仅怀有 当下的快乐，还有那令人快慰的回想 此时此刻生机盎然，更有那未来的 精神食粮。我敢企望 虽然已时过境迁，当初我 来到山里时的情景；有如小鹿一般 我跑跳着翻过山峦，经过那深深的 河流，还有那孤独的小溪， 每当自然——更像是人——被引导着 从他惧怕的东西那里飞越，而不 像在寻求自己热爱的东西。那时的自然 (我孩提时的那些游戏， 动物的那些欢蹦乱跳之情景均已消逝) 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一切。……我能描绘出 当时的情景。那飞瀑的响声 像炽热的激情萦绕着我；那高高的岩石， 山峰，那深不可测的树林， 它们的颜色和外形，如同往昔 在激发我的欲望；情感的爱恋， 无须更遥远的魅力，通过思想 只有思想而无须任何兴致和视觉来获得。 俱往矣，一切巨大的欢乐不再出现， 一切巨大的狂喜……。[4] 显然，在上面这段描写中，华滋华斯对大自然的向往甚至认同溢于言表，他的逃避社会现实和返回自然之倾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确实十分热爱大自然因而甚至试图在上述诗行以及另一些诗文中将自己认同于自然。但正如艾布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华滋华斯权衡诗歌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则有着三重的原始主义涵义：自然是人性的最小公分母；它最可信地表现在‘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说，处于原始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乡野环境中)的人身上；它主要包括质朴的思想情感以及用言语表达情感时那种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5]因此他坚定地相信，一切优秀的诗歌都是诗人的真实情感的“自发的流露”，没有这一前提那就不能被当作是优秀的诗歌。这样看来，毫不奇怪，他本人对自然的态度与陶渊明就不尽相同，而且他始终想在对过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黄金时代的缅怀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幻灭，而不像另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雪莱)那样，把希望放在未来。但是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相似之处：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在现在再现的，它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和梦幻中。在陶渊明讲述的故事中，当那个渔人以及另一些人未能找到桃花源时，也就不再有人对寻觅这种幻觉中的处所感兴趣了，它只是不时地萦绕着诗人的记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当作家在一瞬间失去创作的灵感时，灵感是很难再出现的。而陶渊明和华滋华斯对自然的讴歌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当代读者，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对文学想象力的诉求，而当今的文学则恰恰缺乏这种想象力，因而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达到震憾人心的效果。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我采取的是一种平行研究方法，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华滋华斯的诗歌中所描绘的自然作比较，在这里我谨想提请广大读者注意当今时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发达国家，人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或科学技术造就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对之感到满足，倒是回过头来更加珍视自然并尽其全力来保护自然；而在一些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却不顾一切地在耗尽自然资源，根本不考虑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然。所以在这些国家，也许应包括中国，由于对自然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这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由和谐转变为对立。在中国的语境下，人们习惯于滥用“人定胜天”这类产生于特定环境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口号来形容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而根本忽略了人与自然可能达到的和谐，在许多地方，人们甚至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天然敌人。但是一旦人与自然的这种平衡关系失掉，人类将迟早出现更为严重的灾难，不管我们对自然如何，它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或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者给我们加倍带来灾难或惩罚。因此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曾有过的教训足资我们借鉴和思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陶渊明这位曾建构了远离尘嚣和都市混乱的世外桃源的中国诗人在西方和日本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6]因为他所建构的桃花源正是人们所热切向往的理想的家园。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作品中常常出现返回原始或自然的倾向的原因，毕竟当人们在经历了各种世事变迁之后，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也许这就是展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的循环，尽管其展现方式不尽相同，但热爱自然和将人类自我认同于自然也应当是人的本性。 附注： [1]很明显，在中国当代一些被称为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作家，例如莫言、苏童、格非等的笔下，返回原始和返回自然的倾向也是一大特色。 [2]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引自《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271-272页。 [3]在1995年10月日本京都举行的“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现在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都已拥有，因此我们才更加向往桃花源这类充满理想主义的东西/"。 [4]引文见艾布拉姆斯等主编《诺顿英国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4版(1979)，第2卷，第157-158页。 [5]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和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年版，第105页。 [6]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我本人作了一个“命题”发言论及陶渊明外，大会的主题发言人芳贺澈也作了“桃花源和乌托邦”的长篇发言。我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二者作比较研究，但其中的巨大差异仍然可辨识出。 作者简介·王 宁 1955年生，江苏扬州人。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兼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文化研究会委员。著有《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等。网上搜到的一篇论文，很详细写出了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希望帮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