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江
“信息不对称原理解释某种经济现象“这个比较好写了。比如我们在买卖中来说明”信息不对称原理“。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如果完全对称就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卖方就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但现实的社会并不是如此，因为买方得到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这种现象在消费品市场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比如：大家去超市买东西吧，超市的经营者获得的产品信息肯定比消费者多，这样消费者才会到某个超市买东西，大家并不是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只有这样商家才会盈利，而不是得到刚能弥补成本的利润。其它商业也是如此，仅供参考啊。 
看看下面这个经济学论文范文怎么样，也是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解释某种经济学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新型的拍卖前几天，在广播里听到一种新型的拍卖方式：一件商品要求你在1～9999元内出价（最小位数为角），并将价格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电台，电台将从诸多竞拍价格中选择没有重复的最低价格出售，且没有保留价格。众所周知，电台并不指望靠卖掉这件商品以赚取其中的利润，而是以商品为诱饵，利用人们希望低价拍到商品的侥幸心理，赚取短信费用。这种拍卖方式与现存的并广泛应用的英式、荷式、第一、第二密封拍卖方式激励人们说真话不同，它有点类似让听到广播的人不偷懒地“发短信”。现在将这种新型拍卖的实质抽象出来分析一下。一件商品允许你在较大的价格浮动范围内任意出价，但要求竞拍者必须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串通地将价格发送给拍卖方。事实上，即便是串通也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拍卖者是选择没有重复的价格，而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价格，因此不必担心竞拍者之间的共谋、勾结的情况，除非竞拍者“能量”很大，能够在短时间得到已报价格的分布，并在截止时间之前发送出未被报出的最低价，或者是能够限制其他所有竞拍者，不许他们的报价与他的重复并出现低于他的报价且不重复价格。显然，这两种情况对于普通的广播听众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更何况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他也会衡量一下为了一件商品这么做值不值得，还不如自己直接上街买回来省事（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因此，分析模型中，竞拍者均是独立的行为个体，并且这种激励机制下不用考虑竞拍者之间的勾结，但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无法排除，可能存在，尤其是在商品价值不菲的情况下（这里难免要差一句了，说到价值不菲时很容易出现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比较典型的例子要数西安摸彩的宝马事件，理性人过于理性了，就难免走极端，不顾一切代价地维护并聚敛自身利益，违规操作、铤而走险更不在话下了）。下面从价格角度上来看，首先较大的浮动范围就给人以很大的诱惑，理性人总是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设想，较大的浮动范围意味着下限很低，也就暗示了他们有可能以低于商品实际标价很低的价格得到该商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许我们应该说标价不同结果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绝不会产生质的区别。如果该商品标价100元，那么从一圆零角到一百圆零角总共有991种价格，当竞拍者都抱着占便宜的心理，那么听众人数少于991时必然会出现不重复的最低价（现实中哪个电台的节目听众如此少得可怜，它也该停播了），竞拍者人数超过991时，由于991数目太小，重复几率太大，这就看谁的运气好能碰上了，或者干脆低于一百圆的价格全部重复，这时候哪个倒霉鬼出价高于标价又是非重复最低价时，只能恭喜他“中奖”了，可怜他当初抱着捣蛋的心态报出高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时想：“反正选的是最低价，我出价都高于标价了，怎么都不会是我啦！”“抱歉，等的就是你这种人！想到别人都会出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为什么就不再动动脑子想想那么多人，想报出不重复的价格机率几乎为零啊！不该你倒霉该谁倒霉！打落牙齿和血吞吧！”卖方原来也没想到实际价格都报出去了还能赚到差价，现在一定在开香槟一边庆祝一边想到你而捧腹。千万不要气得发抖噢！其次，为什么是“不重复的最低价”而不是“最高价”呢？从卖方的角度看，似乎应该是最高价更有利。但是，之前也说了，卖方并不是指望有多大的差价，他们所注重的是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掉入这个美丽的陷阱，心甘情愿地发短信，而“最低价”的说法更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说法貌似站在竞拍者的立场，因为在竞拍者的潜意识里他们中的幸运儿最终是以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拍到商品的，那么最低价是让这个价格低于并最大限度的远离实际标价，是完全最大化竞拍者利益的；但“不幸的”是，商品往往是让出价高于实际标价的人拍到，此时，所谓的最低价只是让售价高于并接近实际标价，这笔买卖肯定是要吃亏，亏大亏小已无本质区别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真的掉了，那一定不是馅饼而是陷阱！二、草坪上的警示语“严禁践踏草地”，似乎在公共场所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想踩的还是踩，而当改成“凡抓到践踏草地者，奖赏200美金”，草地就没有再被践踏过。其区别就在于，原来是把公众当作被监督和潜在惩罚的对象，人或多或少都有破坏欲，越是被束缚、约束，越会去违规，这种警示语将管理者和人们的利益（在能否践踏草坪上）在潜意识里对立了起来，使之是冲突的，矛盾的；警示语修改过后，200美金的奖赏激励那些不会践踏草坪的人主动监督，并约束了原本就有践踏倾向的人不去践踏。这是一个有关解决公共地悲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现在国内公共场所中出现了这么一批非常人性化的警示语，如“小草惹人怜，不要欺负她”、“芳草青青，悠悠君心”、“花儿为谁开？劝君莫采摘”之类。以往我们所说的激励与约束相容，是要求所建立的机制能够使激励方和受约束方的利益最大限度的一致，利用的是利益对于人行为的驱使作用，而这些人性化的警示语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激发人们的道德心、同情心、怜悯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这不失为一种充满人性的激励机制，其利益不妨看成是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感。激励机制也要与时俱进嘛！三、中国股市记得掀起炒股热那会，从父亲的言谈和媒体的评论中就隐隐感到炒股就是一个投机，碰运气的事。今天你赔，明天他赚，就是看谁运气好，手气好，和严谨的市场观望、细致的公司业绩分析与小心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在股市的浮浮沉沉中，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血本无归的，总结起来一句话，要想通过炒股赚钱，就得见好就收，积少成多，外加几分好运气。现在才知道股票市场原本应是公司信息最集中、也是最完全的地方，股民通过对信息的甄选确定优势公司，投资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公司运行良好以后，股民能够从中获取投资收益。照这么分析，谨慎投资应该是稳赚不赔的（因为谁都不会傻到把钱砸到一个岌岌可危的公司头上），但是现实中，不仅仅是亏本的大有人在，而且股市也成了投机的代名词，这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信息不对称造成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背离，使证券市场失去了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市场机制，导致整个市场的上市公司质量的降低，并成为市场过度投机的主要根源。这种信息不对称除了隐瞒不报之外，还有财务公司做假账！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安然大厦的轰然倒塌，不知压碎了多少家庭的投资梦想！中国也有银广夏，良辰美景原虚设之说。无奈与失望之余，只能祈祷股市的泡沫与暮霭早日消散啊！四、重庆火锅的困境04年初，重庆火祸底料掺杂石蜡问题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对产自重庆的火锅底料实行全面封杀，勒令冠名“重庆火锅”的店铺关门整顿，对重庆火锅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众所周知，石蜡是一种对人体有极大危害的化学物质。重庆某些小厂贪图眼前利益，用石蜡代替牛油，他们在谋取暴利的同时，毁掉的是重庆火锅的百年基业！重庆火锅闻名遐迩，但究竟具体哪一家或哪几家有名其实非常模糊，我们这些外地人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重庆火锅”这四个字上。讲质量、讲口碑的厂家、店主用“重庆火锅”这块牌子，打响了名声以后，不法分子见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就也用这块金字招牌，长此以往，造成鱼龙混杂的状况。这大概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公共地的悲剧”。招牌为大家公有，工厂、店铺则分属不同的所有者；招牌公有，谁也无须为之负责，而工厂产量、店铺的销售额为个人私有，越多自然收入越高，不做白不做。下面用博弈论的形式来表示这个问题：假定有两个火锅底料店，他们可以选择多生产和少生产。若双方均选择少生产，招牌得以保护，那么大家收益最大。若一方选择多生产，另一方选择少生产，多生产的人的经济收益明显上升。但如果大家都多生产的话，招牌被破坏，大家的收益都减少了。而厂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多生产。这造成的结果是整体利益无法最优化。可以设想两种方法改变结果：一是局外人采取强制措施，改变博弈收益。比如政府规定产量定额。当然这种方法可能造成效率的损失，政府的监督成本也相当大，还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等弊端。二是利用产权界定的原则，明确权利及义务，促进对公共资源（“重庆火锅”）的有效使用。有了明确的产权，各厂商会从长远考虑，有利于增强对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完全是坏事，它有助于我们正视自身存在的弊病，有助于厂商、店主寻求解决之道，这应该才是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