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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先选中一个方向，比如现在朝鲜半岛是否会发生战争，以色列局势，中日钓鱼岛，以及台湾海峡等去选择一个目标去写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了深刻论述，要求全党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三、发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发起模式不同) 西方国家军事变革的发起模式通常表现为：以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而中国没有首先具备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水平处于落后的状况，或者说，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发起方式，即：战略指导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1993年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变时，从全军情况看，部队训练主要项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弹，主战装备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然而，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央军委果断要求全军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战略指导具有鲜明的理论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国军事领域一系列变化，并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论号角。 正确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等待物质技术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如果过于参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样式，过于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只能阻碍中国军事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最终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二是超常规发起军事变革后，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特色，过于强调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忽视军事变革的基本组成要素，违反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也会导致中国军事变革因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而中断甚至夭折。 四、起始状态的后发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起始状态不同) 所谓起始状态不同，主要是指西方军事强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先发位置，中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后发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先发与后发，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状态概念。美军是在总体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我军是在总体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努力克服后发的劣势和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后发具有一定的劣势：启动晚，差距大，伴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但是，后发仍有相对的优势。军事变革历史表明，变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过程就是以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甚至多走弯路的代价，来寻找正确的军事变革道路。中国军事变革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率先者所走过的弯路，从而结合自己的特点，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充分发挥这种后发优势，防止把优势变成劣势，必须格外强调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规划，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更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损失。 五、运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运行方式不同) 中国军事变革既然处于后发状态，既然与西方军事强国存在一个道路差，就必然面对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是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或军队建设的全部道路，还是努力跨越其某一发展阶段或发展步骤。无疑，中国军事变革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方式。 把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为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包括其军队建设，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特征。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规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包括军事领域中事物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超常规方式，其对应方式为循序跟进式发展，或称按部就班式发展。它发生于落后者与领先者的相对运动过程中。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跨越的参照系，即跨越什么，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领先者通常处于探索和开辟道路的位置，没有跨越式发展的任何参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问题。因此，美军的发展方式更多表现为“开拓式”或“探索式”。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者独有的发展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独有优势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在较高起点上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使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跨越机械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二是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失误的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三是必须针对西方军事强国的“反跨越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的跨越能力。所谓“反跨越机制”是指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等措施，使落后者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对此，我军建设必须格外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否则，虽然跨越，但难以缩短差距。 六、积累基础的欠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的积累基础不同) 所谓积累基础不同，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新中国诞生的物质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当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军事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当时中国军事的主线，尽管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我军始终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尽管完成了“两弹一星”等伟大事业，为今天的军事变革打下了相关的基础，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军事领域遭受了重大挫折。同时，中国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停滞、科技停滞，中国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然而，中国军队又进入了“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轨道。就在我军“一保装备，二保生活”，在困难和忍耐中求发展的同时，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不进则退。海湾战争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与西方军队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第一个道路差——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第二个道路差——信息化初级阶段。即中国军队不仅在打典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方面与美军有差距，在打初级信息化局部战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存在着差距，军队建设的差距更大。重要的是，后者更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七、经济环境的过渡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经济环境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不存在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几乎同时进行，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渡性，必然表现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国军事变革将面临诸多西方国家军事变革未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认识这种重大区别，目的在于把握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推进军事变革，整个国家将承受多个重大领域变革的艰巨任务。国家必须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否则，军事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会走上弯路。二是社会变革是军事变革的基础环境，离开这一环境或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军事变革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八、组织领导的坚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领导力量不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严格地讲，美国的军事变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即先由军界中层力量倡导，逐步由最高决策层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干预和制约，甚至成为反对派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把柄。中国军事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变革，从一开始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发起，具有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的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组织领导保证和制度保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军事变革鲜明的政治优势和组织领导优势。一是必须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调动和协调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对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总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传统优势。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军事领域特有的政治优势。党对军事变革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中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党、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事变革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军队变革不变色，变革不变质
作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守卫者，230万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来说，足矣。 但是，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是军队数量左右战争成败。我们需要的是先进的军事理念，高水平的军事素养，高科技的军事装备。 虽然近年来解放军在武备方面有很大提高，但这个提高是相对于十年前的解放军来说的。 虽然我们一直在进行军事变革，但是当代的指挥官已经不具备当年在华夏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的老鼠帅们的魄力。畏首畏尾，害怕训练造成的伤亡，变得只关心数字，而不是素质。 我们的人民军队需要改革，但这改革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只喊口号，只做样子，军队素质不会得到提升。 我们每一个独立的兵种：陆·海·空·二炮。都应该能够独立的进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就是所谓的单兵种作战理论。这可以解决跨兵种作战中的协同问题。但这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各个独立的兵种都要有足够的战争资本。陆军要有陆航，空军要有空降兵，海军要有海航·陆战队。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有陆航，但没有运输机，不能进行大规模快速机动。没有攻击机·歼击机，不能在单兵种作战中获取制空权，不能在战场上空见识进而控制整个战场。 我们的海军有陆战队，但登陆舰艇奇缺，海航没有运输机，如何进行登陆作战？军舰反潜能力有限，如何进行护航？ 我们的空军有三个空降师，但单次空降能力小于一个团。空降兵是空军进行地面战的拳头。空降兵上不了天，会不会很可笑呢？两栖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没有登陆舰可以征用民船，陆军没有运输机可以征用民航飞机，空降兵也能征用民航？那玩意儿能进行空降？ 未来，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小规模冲突中，动用多兵种进行反恐战是划不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单兵种作战。
A 如何破解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安全困境”？一、我国面临怎样的安全形势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是我国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当前，我国不仅依然面临着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台独等分裂势力的存在，东海、南海等周边又存在着一些复杂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互动增强，是我国安全问题的时代特点。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境内外人员和信息流动日益增多、加快，一些国内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国际问题，一些国际问题传导到国内也可能诱发社会稳定问题，维护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增大。 随着时代进步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我国加快发展中出现不容忽视的新安全问题。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能源和其他一些重要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上升。我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保护与利用、海上通道安全、太空安全与信息安全、海外重要资源产地安全，以及海外同胞和华人财产生命安全等面临的威胁，已经十分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二、在当前形势下应当如何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 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迫切要求我军加快发展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具备多样化军事能力。为了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就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切实把我军的职能任务搞清楚，把军队发挥作用的方式及行动样式搞清楚，把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搞清楚，切实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可以说，国家利益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军职能使命之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扩展到哪里，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应该延伸到哪里。 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多样化。面对不同的安全威胁，需要着眼国家总体战略目标，采取灵活快速、合法必要的军事行动，确保有效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我军职能作用的发挥，既可以通过特定的作战行动，也可以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或准军事行动；既可以采取威慑、防御、进攻等传统军事行动样式，也可以采取国际维和、军事合作、军事宣示、人道救援、反恐斗争等新的军事行动样式。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但军事手段始终处于核心和支柱地位。同时，在我军能力建设上，凸显了应对危机、遏制战争的新特点。 部队战斗力建设的要求多样化。各部队在战斗力建设上，应当按照所面对的战略方向、结合所担负的战略任务、立足自身的现有条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当前，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我军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应确立在复杂情况下有效捍卫祖国统一的战斗力标准，以此指导、推进和衡量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把解决现实威胁与应对未来挑战结合起来，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把军事斗争准备放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构想中来运筹，确立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部队的战斗力建设标准，确立军兵种部队和各种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以军事斗争准备实践检验军事变革成效，以军事变革成果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不断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引向深入。 善于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发展全局观察分析安全形势、思考处理军事问题。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当今时代，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等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整体性日益增强。我们分析判断形势、指导军事工作、指挥军事行动，不仅要从军事上考虑问题，更要注重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出发，看工作筹划指导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是否符合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拓宽国家安全视野和军事战略视野，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战略意识，确保军事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推动军队建设整体发展。发展新型军事能力，核心是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抓住发展重点，统筹发展全局，通过局部跃升促进整体发展。当前，要紧紧抓住制约战斗力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性问题，积极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军事管理创新，使作战指挥体系、作战力量构成、武器装备发展、部队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建设不断取得突破。大兴军事训练热潮，围绕军事斗争准备，注意分类指导，进一步加强针对性训练，积极稳妥地推进一体化训练，努力推动我军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履行国际义务的坚强后盾。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军事上从来都坚持自卫的立场，一贯慎重使用武力。 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我们要把慎战与善战、自卫与反击、军事力量的战争运用与非战争运用紧密结合起来，突出维护战略机遇期的主动性、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战略指导的预见性，积极拓展战略运筹空间。既要关注战争的筹划和实施，做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充分准备，又要注重预防危机，通过有效运用军事手段，努力慑止危机，及时化解危机，有效控制危机，以适度的军事斗争行动达成战略目的。B 联系实际论述大学生军训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进行军训和军事理论学习是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防教育与科学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校的国防教育是通过集中军事训练，上军事理论课和分层次的多种形式国防教育，以及课程之外的国防知识演讲、竞赛、军事夏令营等军体活动来体现的，无论在德育，还是在智育、体育等方面，都为大学生成才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它不仅有助于良好道德的形成，而且拓宽了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体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其它教育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强，接受能力快，特别是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他们充满对大学的好奇和渴望，大学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和形成的关键时期。高校的国防教育有着广阔的空间，使学生在军事课程之内接受系统国防教育，充分发挥着国防教育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通过基本军事技能训练能磨练意志品质，并提高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使他们长期处于脑力劳动状态，再加上各种主客观因素，普遍存在心理素质脆弱，视力下降，身体素质差等问题。而高校的军事训练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它集中训练的特点是，严格、紧张、统一、有序。这对于刚刚走出家门的大学生来说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军事训练很好的培养了他们顽强拼搏和集体主义协作的精神，增强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荣誉感，为他们的大学生活乃至将来的工作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对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从自身安全出发，都把自己的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国防上，大学生通过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可以亲身感受到自己所学专业和知识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从而极大的激发他们刻苦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可以增强勇于向困难挑战，勇攀科学高峰的意识。 普通高校的军事课，教学方法和手段先进灵活。目前，高校国防教育基本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相结合，利用多媒体教学，结合教学内容及要求制作教学课件，形象生动，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提供最新最快最先进信息，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课外国防教育活动灵活多样，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使学生产生浓厚兴趣，保证国防教育在高校具有稳定和长效功能。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高校开展以学生军训、军事理论课教学和课外多层次多样式国防教育活动，是按照国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搞好高校国防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学生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随着军事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战争是技术的抗衡，是人才的较量。而这些人才的培养，仅仅靠军队院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地方院校来培养。青年学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的素质高低，国防观念的强弱，将对社会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作为后备兵员的储备，对改善现代军队兵员文化、科学技术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通过学校国防教育所积淀形成的道德行为、意志品德，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一件利国利民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军事课在普通院校开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C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跨越式发展道路 新世纪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在国际局势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困难同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促进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历史性课题。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为新世纪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也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工作的首位，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要进一步完善党委制度、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文明正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受其影响，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军事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我们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加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创新战争与战略理论，探讨着眼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理论，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此为统揽，在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上下工夫。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上，要由工业时代战争条件向信息时代战争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跨越；要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争夺质量优势，在军队建设上由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向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能型转变；坚持以人才为本，重点抓好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深入开展科技练兵；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和改革，全面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素质；要以结构调整和完善政策制度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军编制体制改革，使之与信息化战争需要相适应。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落实这一方针，一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思考和谋划国防和军队的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数量与规模控制在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军队要继续把支持和参加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作为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民造福、为国兴利。二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达到确保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要求。同时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当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形成全民办国防的格局。三是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要两头兼顾、协调一致。国防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资源的利用率。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的需求，做到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增强国防能力，达到富国强兵的辩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