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jin84
对于这个论文来说的话，可以从许多方面就行讲解。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 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施政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 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原因后，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为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执行偏误; 矫正 1 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 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 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1 ]。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 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 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 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 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 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 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 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 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 ] 。 (2) 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 “见了黄灯赶快走， 见了红灯绕道走”， 他们“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 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但在一些地方， 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 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 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 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 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 甚至逆风而行，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 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 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 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 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 背离工作程序， 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3 ]。 3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 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 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 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 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 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 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 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 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 同时，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 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 对政策随意变通， 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 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 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 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 其他领导的靠后; 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 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 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必然导致国家受损， 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 时隔不久，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政策多变， 朝令夕改， 法无常规，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 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 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 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