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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论文十七大报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 十七大报告中，一些关键词语和新提法引起了人们强烈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三大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饱含深刻内涵。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可争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地完善自己。 科学发展观 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前列，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着眼于中国建设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必须不断探索拓宽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相适应的政治渠道。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将有机会当选人大代表。 和谐社会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美好梦想。在中华民族为伟大复兴而奋力开拓的今天，我们党提出了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现实目标。 和平协议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两岸分则两害、合则两利。共同的血脉和文化，共同的两岸关系前途，共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景，把两岸同胞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两岸同胞团结携手，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未来。 改善民生 “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这是《亚洲周刊》推出的一组封面文章的总题。文章说，中共坚持“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将加大力度、加快速度解决人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无疑是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 人均GDP翻两番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与十六大相比，增加“人均”两个字。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讲综合国力的同时，注重国民富裕程度，既是从百姓视角来衡量发展质量，也是要求经济发展摒弃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方式。 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 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现在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 全面小康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这些新要求体现了十大“亮点”， 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加顺应民意。 生态文明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反腐倡廉 对腐败现象，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对反腐倡廉工作，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共有11071人因为贪污贿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727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腐败行为，不管涉及到谁，不管级别有多高，我们都会一查到底，依法给予惩处。 共建共享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翻一番”目标的提前实现，人民群众必然会有更多、更高的追求目标，我们党自觉顺应人民的新期待，满足人民的新要求。把“共建”内容拓展的同时，把“共享”的对象延伸到全社会各个阶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浅论我国当前形势与政策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