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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墨法之对立与融合 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 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或曰，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何以自先秦严重对立而于汉代如此结合？从根本上说，儒家法家都是为统治者着想，道家和墨家均代表没落或下层知识分子，或劳动者的利益，各自所代表直接层利益一致。在先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明显带有区域性色彩，当是时，国家尚未统一，全国性的统一阶层亦尚未形成，故百家争鸣、互相攻讦。一俟统一与一统，则全国文化整合，阶级、阶层整合，故诸子百家之儒道墨法重新有机整合，瓦解构建、优势互补，也就不足为怪了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及其发展，不但有利于弄清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情愫，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现代化军队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特征之一：从“忠君爱国”发展到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抗战，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表现了“献身甘为万矢的”的大智大勇。中华民族虽然历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但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传统的爱国主义必然打下“忠君爱国”的烙印。像“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英雄岳飞，就是“忠君报国”的典型。实践证明，封建士大夫的“忠君报国”很容易导致“愚忠误国”。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到孙中山，都致力于爱国主义真谛的探讨，但传统爱国主义到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换，始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确切地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其根本标志是，使爱国主义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并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融为一体。一方面，广大兵民不是为“君主”而战，也不是为了一群一党的私利而战，而是为了不当“亡国奴”的自身利益而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目的而战。另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浴血抗战、爱国救亡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联系起来，为真理而战，为共产主义牺牲，为苏维埃流血。红军抗日先遣队、红10军政委方志敏，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被叛徒出卖不幸被俘后，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毫不屈服，对敌人的劝降利诱毫不动摇，在就义前挥笔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首战平型关，火烧阳明堡，让敌人震惊的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殉国，坚守马家村的全排官兵壮烈牺牲，淮北全连82人全部壮烈殉国的刘老庄战斗等，无一不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无一不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无一不使日本帝国主义惊心丧胆。也就是说，抗日战争实现了传统爱国主义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换，而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实践表明，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这就昭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与坚持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使爱国主义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上。从争取祖国独立、民族解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情感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灵魂。如果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爱国主义就丢掉了根本，甚至还会发生扭曲。也就是说，爱祖国就应当爱社会主义，爱社会主义祖国。这是爱国主义发展观在新时期的本质体现。特征之二：从少数名人志士的爱国精神发展到全民抗战的爱国热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到处都充溢着灿若星河、彪炳千秋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传统爱国主义注重少数名人志士的爱国精神，忽视褒扬和砥砺民众的爱国情感。也就是说，把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民众于水火寄托于少数“领袖”和“救星”的出现上。这是唯心史观在爱国主义观上的反映，也是民族的悲哀。一些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之所以“空怀移山志，无力正乾坤”、“未曾奏捷身先死”，甚至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摈弃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不相信“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把民众作为抗战主体，把兵民看成胜利之本，使兵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第一次从心底唱出了“我们是天下的主人”的时代最强音。正因为爱国主义的民众化、自觉化，才使兵民没有被“潘家峪惨案”、“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吓倒，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以及“父死子继、夫亡妻替”，亿兆同心“打东洋”的壮烈场面，凝聚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悲壮之师、胜利之师。抗日战争之所以陷敌于灭顶之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激发了全民抗战的爱国热忱。然而，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主义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是我们党引导、激励和培植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提高兵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使他们把自身的利益同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军队中广泛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通过耳濡目染的大量事实，使他们领悟到我党我军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事实表明，抗日战争为爱国精神由少数名人志士到全民抗战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全民抗战的爱国热忱造就了无敌于天下的大势。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码有这样一点点启示：即要把爱国与爱民统一起来。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观，历来就是爱国与爱民的统一。在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爱国主义体现在保国、卫国上；在没有这种威胁时，爱国主义就主要体现在爱民上。所谓爱民，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尊重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时代的“些小吾曹州县吏”尚能如此关注民间疾苦，我们“以天下为己任，视人民如父母”的共产党人，又怎么能“躲进小楼寻欢乐，恶闻群众疾苦声”呢！特征之三：从狭隘封闭的爱国意识发展到开放的爱国观念，联合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也使传统爱国主义带有狭隘封闭的色彩，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视为“媚外忘祖”，甚至给扣上一顶“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正是这种“爱国思想”，使不少人守旧冥顽，夜郎自大，以致误国害民。其实，盲目排外与崇洋媚外，都是思想愚昧偏执、眼界封闭狭隘所致。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东方的主战场，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逼着人们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与趋向上思考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从而打破了狭隘的眼界，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是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和奴役，又积极支持兄弟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社会制度，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我们不仅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50多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还开展了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实施了宽俘、教俘政策，唤醒他们的良知，使在华日本人和日本士兵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组织。1942年8月，还在延安召开了华北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制定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法及斗争纲领。这不但促进了日军内部反战运动的发展，而且有许多反战同盟的同志亲赴前线，与我军并肩作战，甚至英勇献身，有的连个名字也没留下。至于白求恩、柯棣华、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作出的贡献，更是尽人皆知的了。事实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 ，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胜利。如果囿于盲目排外的狭隘爱国意识，不求得国际舆论上的声援和实力上的帮助，恐怕抗日战争要经历比8年更长的时间，要付出比3500多万人伤亡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