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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开创唐时完善直到晚清以才学为准选拔官员的制度。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而采用分科考试办法选拔官吏，到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贞观时增加进士和明经两科；唐武周（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考取士人数，首创武剧和殿试，并实行“自荐求官”制；唐开元时确立高官主持考试定制，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并设集贤书院，科举制度得到继承和完善。北宋明确殿试定制，严格科考程序，减少考试科目，实行糊名方法，增加录取名额；王安石变法中废除明经诸科，重视经义、时务、律令和断案，整顿太学，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科举制走向反面。科举制是门阀衰落和庶族兴起的产物，是封建荐才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它有利于人才辈出和政局稳定，是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 
中外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的基础课在教育学考研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中，中外教育史的比重是三分之一。08年的考试依然如此。但对考察的具体知识点却做了部分调整。在调整的知识点中尤其是新增知识点将会成为08年命题的热点，本专题的系列文章就是海文专业课教研室对这些新增知识点的权威解析，以及对复习的点睛指导。 本文是对中国古代教育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进行权威解析。是海文教育学名师在教育学强化班上对新增知识点的解析，现摘录如下： 一、知识点解析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他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了舆论先导。他从事古代典籍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他的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实施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总结出许多精辟的教育原则，如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立志力行、推己及人、勇于改过等，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郡国学 郡国学是地方官学的最主要形式。汉朝郡国学始创于公元前141年的蜀郡，后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仿效，至此各地郡国学兴起，至东汉时至为繁荣。郡国学办学目的有二：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优秀学生。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推行普遍的教化。 2）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办于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其性质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至千人以上。鸿都门学为宦官集团力促创办，学生由地方或三公举荐，学校以尺牍、辞赋、字画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高官，因此受官僚集团抨击。鸿都门学虽在政治上代表宦官集团利益，但在教育上有独特价值。一是打破了独尊儒学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需要的诗赋书画为教育内容，是教育的一大变革。二是作为一种专门学校，其创立了办学的新模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三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官学时兴时废，但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校类型上出现了变革，使其成为教育上继汉开唐的新时代。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在太学之外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于公元276年由晋武帝下令设立，278年确立学官制度。国子学规定官五品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学。国子学的设立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其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后因晋战乱，国学名实俱亡。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四馆：南朝宋元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官学教育出现了暂时的繁荣。438年，宋文帝下令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玄学、史学、文学与儒学并列，是为学制上的一大改革，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变化。 总明观：470年，宋明帝因国学废止，下令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学士10人。总明观至485年因国学兴建而废止。总明观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和教学三位一体的机构。总明观以结构完备的领导机构统领四科，比四馆在管理上更为完善，使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为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重点】 1）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中央成立了国子监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并形成了两种教育管理模式。模式之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模式之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中央设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去，由各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两种教育管理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 2）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到毕业，在入学标准，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升级制度，放假制度等都有合理而严格的制度化规定，完善了学校制度，为其后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以传授儒经为职责的各级学校仍然是封建教育的主体，但是也开始扩展了学习经典的范围。 4)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强化。 5)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唐朝还在一些行政部门中附设了训练机构，或采取设置博士助教的做法，来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以经学为主、专科性学校为辅的隋唐教育体系，学校类型之多、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远胜于前代。 6)学校的分布面较广 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唐朝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明确规定了各个州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使学校的分布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 7)重视医学教育 唐朝重视医学教育，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校，负责招收学生，研究医术，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政府还派遣医学生外出进行巡回医疗，在地方上设置医学校，这是唐朝教育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医学教育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说明唐朝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疗技术，具备了普遍设置医学校的条件。这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8)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唐朝诸多的教育机构或行政机构都承担着多重任务和职能。如弘文馆和崇文馆一方面担负着整理图书、详正图籍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招收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性质。这些多重的任务使这些机构既是一个行政机构，又是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这是唐朝教育的一大特色。 学校沦为科举附庸、积分法、“五等黜法”、“监生历事”、社学。 1）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随着科举的规模扩大、日益频繁和重要，以及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日益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明朝以进入学校作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因此，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同时因为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使得教育也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内容固定，僵化。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日益教条化，不求实学，在思想上成为科举附庸。 2）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行于宋朝太学，至元朝国子学趋于完善。明清继承和发展了该方法。基本规则是每月考试一次，每次考试上等的为一分，中等的为半分，年积分八分者为及格，可与出身，或者升级。不到八分者继续学习。成绩优异的生员，只要达到积分标准，也可以不受学习年限的制约。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于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3）六等黜陟法 清朝时期实行的地方官学生员定级考试制度，有相应的奖罚措施，即六等黜陟法。学生考试成绩被分为六等，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其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升降，将其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该制度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方法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的，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4）监生历事 明朝国子监监生的实习制度。始于洪武五年（1373年）。历事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于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称为历事监生。除分拨在京诸司办事外，历事监生也被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历事后进行考核，上等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中第的再令历练；下等才力不及的，则送还国子监读书；不合格奸懒的发充下吏。洪武初年，因各衙门官吏缺乏，监生历事制度既可补充人手，又可使监生有实习的机会，故得以推行。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后来监生日多，历事又复冗滥，出路极为困难，该制度失去积极意义。至英宗正统三年（1483年）遂废。后清朝初年又曾实行过一段时间。 5）社学 元、明、清三代的一种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地方官学。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清代各直省的州、府、县都设立“社学”，每乡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17－18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官方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育见解与主张。 他们针对理学教育注重儒家经典，压抑人性，空谈义理，呆板教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以下具有先进性的主张，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1）批判理学教育理论。启蒙思想家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哲学，主张理欲不可分离，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教育应顺应自然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2）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在教育目的上，启蒙思想家强调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反对空谈心性、侈谈伦理的所谓"学力圣人"； 3）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4）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反对理学家“主静”、“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5）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把学校办成评议国事、衡定是非的议政机关，充分发挥学校限制君权、发扬民主的作用。 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承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而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这样天子也就不敢“自为非是”。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而且还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清初批判理学教育，提倡实学教育的主要人物。62岁时，受邀主持河北漳南书院，颜元亲自规划书院 规模，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书斋。后因漳水泛溢，淹没院舍，未及半年颜元即离去。后经修复，屡请颜元主其事，皆辞而不往。虽然其主持时间不长，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 颜元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传统教育有三大祸害，即： 1）毁坏人才。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 2）灭绝圣学。训诂、禅宗教育日盛，而孔门实事实理的学术日渐衰竭； 3）败坏社会风气。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 二、复习的点睛指导 中国古代教育这部分的新增知识点要纳入到整个知识体系中来复习。总的来说这一部分可分分官学和私学两条脉络来关注。官学的重点是科举制度的形成过程，注意它不同阶段的特点。其中要关注并能够理解宋明理学，包括它的宗旨以及对它的批判与反思。私学着重掌握的一个重点是诸子百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几乎是每年必考。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书院。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家中孔子和颜元是复习的重点。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可能与教育原理结合出论述题。大家如果在复习中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和海文专业课教研室联系，也可关注随后由海文教育学名师继续主讲的教育学辅导。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倡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汉武帝正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开始，”经学"演变正式开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经学时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初期的二千年之间，经学演变，一共经过了六次重大的转折。分别为两汉时期、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至明末、清初。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经由秦朝”焚书坑儒”，儒学力量被严重打击。但是我们无法考证这个期间儒家经典究竟有多少焚毁，而根据整个秦朝的存在时间与焚书需要的宏大规模来看，秦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经典都烧毁。汉代建立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经典，并设立博士，以教习经典。但是，在经典书籍并不能完全求得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专门授受， 递禀师承”的现象，也就是”口头说经， 尊奉师法、家法”。所谓的”口头说经”，是指大多的经典是经由博士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在博士教授经典这一方面， 逐渐产生了”师法”与”家法”两种教学形态。”师法”是指尊奉博士(师)的学说、训诂讲解，” 家法”是指尊奉家道传统的解释经典之说。这两种形态都是属于”专门授受，递禀师承”。 汉代距离秦代并不甚远，但是因为秦火的焚烧，使得儒家经典的传承有了一个间断，这个间断使得汉人对最基本的音读、文字意思也产生了分歧，所以，这一时期以博士为代表的儒家开始进行训诂学研究。在训诂学之中，又分别出了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两家，今文经由董仲舒开创，何休等继承，是为其时的官学;而到了西汉末年，随着孔壁及河间献王古文经的发现，刘歆开始大力推广古文经，以贾逵、许慎为代表，并要求立为官学。不论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虽然在所据经典_上有着较大不同，但是其治经方法都属于”章句训诂之学”。到了郑玄(康成)的时代，开始对今、古文经进行融合，郑玄也成为集大成者，被后世称为”通学”。 两汉时期，对于经典的研读，以训诂为主，而训诂学的特点则是”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博士地位的确立，使得他们在经典传授方面具有权威性，因为经典的不完整，也要求弟子完璧传承，不得有所异同。专注于治小学，则钻研较深，笃实严谨，但是于义理之上无所发明，显以鄙薄。(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归纳的特点是”拘”。”拘”， 在许慎《说文》中的意思是"止也”，止，则无所进步，对义理无所阐发，所以被人以”浅陋”轻之。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郑玄已然确立了其在治经上的地位，而在他身后的数十年中一直被奉为又一个经典。但到了魏晋时期，以王弼、王肃为代表，对郑学发起了攻击。王弼治《易》，王肃则借助于自己的政治力量(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魏晋时期官居高位)，开始推行自己的学说。王肃作伪书两本，即《孔子家语》与《孔丛子》。 通过政治来强行推行自己的学说，算是- -种 手段，但是以伪书来吹捧自己的学说，则属于一-种恶劣的品质。 在二王(王弼、王肃)对郑学提出异议的时候，” 流风所扇，或信或疑”，郑学受到了质疑。到了唐代，以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为代表;宋初，以孙复、刘敞为代表，各种学说纷纷涌出，形成一-个极大繁荣而无法统一的时期。 孔颖达为唐代大儒，负责《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贾公彦的代表作是《周礼义疏》《仪礼义疏》 。啖助、赵匡师徒治《春秋》，皆有名。这一时期的治经方法由训诂学转入到了义疏之学，即对汉代的注释再进行注释。义疏之学自此发端。 到了北宋，仁宗嘉佑时期，孙复、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胡瑗为代表的苏湖学，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江西学，周敦颐的濂学;神宗熙、丰年间，张载的关学，均皆兴起。种种学说，不相统摄，各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显以杂乱，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之总结为”杂”。”杂”在《说文》中意为”五彩相会”，也就是纷乱、杂乱的意思。洛学指二程学说，闽学则是朱学。自程朱理学兴起，开始摆脱汉代的训诂学及唐代的义疏学，而独创义理之学。程朱学对于以前的治经学皆采取排斥态度，”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务别是非”，对于与自己理论所不同者，则大加攻讦，务必以自己学说为是。程朱理学借助于释、道二家学说，来对原始的儒家经典进行注解;所以其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三家思想交融的痕迹。以释、道而家思想来注解儒家，是一种创新，但是专注于义理之学，而不习训诂，对基本的文字、音读尚无深刻体会，则会陷于刚愎自用。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很明显可以看出其在训诂-面的弱势，这便导致其注解之经学，非先圣之经学，而是朱子自我创建之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提及王柏、吴澄等攻驳经文、动辄删改，皆是”六经注我”法，而失去了对经学注解的严谨态度。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治经特点总结为”悍”。”悍”在《说文》中的意思是”勇也”，过度的勇则必将成为自负，乃至妨碍经学发展。朱熹死后，程朱学才被确定为正统学说。宋末、元、明初，开始渐渐被统治者所领会，而成为了一-种思想禁锢的工具，其突出表现便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八股取士，则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了释经的绝对权威。朱学本来便有着排斥异己的传统，到了这个时期，则” 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这个”一尊”便是程朱学。”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刚愎自用，固步自封，这是程朱学在这个时期的特点，也是其后世被批判的原因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的特点总结为”党”。"党"在《说文》中被释为”不鲜也”。不鲜，则不向外，不接受除自己之外的观点，固步自封，局限于个我圈子。”党”与”朋”” 友”等同意，都有聚合自守之意。而程朱学正有这一特点。”主持太过”， 指程朱学之弊端。主持太过，则势有所偏。 在南宋之际，即有陆九渊开创心学;到明正德间，王守仁讲”致良知”，因其简明易懂，也因程朱学之繁琐，而在下层民众中具有极高地位。所谓”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者。对程朱学的反感，而间接导致了心学的产生及扩大影响。明正德、嘉靖之后，由于王阳明、王艮等的宣传，而使心学得以发扬光大，甚至被日本吸收，至今成为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阳明讲心学，以《传习录》为主要代表。( 《传习录》为其弟子作，王反对著述，学习孔子”述而不作”)王学既要讲”致良知”，则需要一方法来实现其”致良知”的目的，故而多以坐禅为方法。不论朱学还是王学，均受到释教较多影响。而到了王学末派，则”以狂禅解经”，为世人侧目。王学发展至明末清初，而逐渐被打压，诸地的王学都慢慢消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王学”肆”，”肆”在《说文》中意为”极陈也”，即是放肆之意。王学心学，在正统看来，确是放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这是对宋学的批评。宋学习讲义理之学，而忽略了训诂学这一-基础， 故而后面评价说”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到了清初之时，开始对宋学进行反思，所谓”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清初之时，由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毛奇龄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产生，沿袭汉学精神，而不治训诂，不求义理，专以考据、辨伪。盖自汉以来，由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过多，而后世所出的诸多书籍无法判断其真伪，在”文字狱”的无形压制之下，便选择了考据学的研究方向。清代考据学家倾向于汉学，也同时沿袭了汉学家治经的一些特点，即上面所说的”笃实谨严”。郑康成注、王弼注等均有繁琐的特点，有时- -句注释至上万字;而到清初考据亦是繁琐，即”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弊也”琐”。”琐”意为”玉声也”，今日观来是”繁琐、琐屑”之意。正与汉学相合。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从汉代开始直到清初的六个阶段，其治经方法经历了以下五个时代:口头说经，尊奉师法、家法- +章句训诂之学→义疏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而实际上，汉、唐、清均属于汉学的范畴，而宋明则属于宋学范畴。二千年的经学史，可以粗略划分为汉、宋二学，二千年间，也不过是二学相互攻讦、互有胜负而已。
评述隋唐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总结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今年是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然而，100年来，科举废止引发的回响至今仍绵延不绝。今天，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正羁绊着诸多的争端，同样纠缠着争端的还有中国当今的现代教育机制。在过去100年时间中，我觉得需要理性和冷静态度对待科举制度。值得思考就是从隋唐开始，延至明清，科举制度持续了近一千三百多年，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略。很多人思考科举制度总是以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研究一种制度，我们应该从历史真实一面去伎迹��皇侵皇瞧�婵吹娇际阅谌莸矫鞔�园斯晌�鳎�础鞍斯扇∈恕薄K�鸩匠晌�┗�J剑�乇鹗堑酵砬迨背晌�现厥�恐�斗肿拥募纤��┞冻鲋种直锥恕W酃劾�罚�髑迨贝�斯晌�鞑⒎谴�砜凭僦贫热�磕谌荨? 如果拿科举制度和当今高考制度比较，我觉得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贵族对统治权力的垄断，给更我铁人以参政的机会，只要你具备了中举的能力，只要你有科举的热忱，便有你的机会，从历史上看，中取进士的人大部分都是清寒之士，这些都加深了政治对社会智力的吸纳，这是足取的。反思当今高考，有多少清寒学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现在高校之中农村学子比例降低也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 其实科举制度出现弊端并非科举本身带来的，而是和这个社会心理有着很大关系。从科举想到当今公务员考试，其实公务员考试制度在本质上也传袭科举制度。虽然当今公务员考试还没有受到强烈批判，但是如果国家不断提供公务员工资，使整个资源集中公务员的，那么同样可能会产生小说之中的范进、孔乙己人物。对于科举制度思考，应该形而上学去分析科举本身，而不是把那些不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在这里，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辆宝马在农村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一辆夏利轿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我想宝马肯定跑不过夏利。当然这个路面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不好的话，可能会摧残一种很好考试制度。同样，路面不好的话，宝马无法发挥自己优势，甚至跑不过夏利。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肯定不会认为宝马不如夏利。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但是我们现在公务员考试却写着需要多少周岁以下，并且还有很多职位只是接受应届毕业等。 当然科举弊端就是在于后来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呆滞死板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所以一些有创造力的才子却往往被挡在科场的龙门之外，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才气十足，却科场失意，终生没有当上举人。而推出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竟连个秀才都未曾考上。 1905年9月2日，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纸清帝谕令，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在过去100年之中，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更为好的考试制度。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积极的影响，大批书生从政，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而不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但是高考制度却歪曲了学生心灵，让每位考生只是在题海之中，忽略在国学，人文精神的修养。反思当代教育制度，过分追求实用，而冷落大用的人文精神，科举制度在这方面却是起到很大弥补作用。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这可以说明科举制度一直都存在很大争议，但是科举只是选拔当官的人才。可是高考制度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是做学问的人才。 当然科举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对于科举思考还要深入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框架等方面的思考。特别是研读当时历史，了解当时政治体制，这些都对于科举制度思考的起到很大作用的。对于科举制度是否需要平反，至今我不敢断言。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经历着几个时期： 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就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度代替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完备时期。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主要科目有明经、进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当时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动刀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做乡贡。凡是被举送参加省试的考生，可称举人，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职，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吏部的考试是在每年十月以后，次年的夏天来临之前，吏部便要按照“三注三唱”的程序公布考试人员所得到的官职，并经尚书、门下两省和皇帝批准之后，以皇帝的名义发给委任文书“告身”。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朝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阶层逐渐扩大，想任职官吏的人在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同时，迫切地要求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宋朝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有着显著的发展。第一，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唐代录取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朝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生，三等称同进士出生，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唐代录取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实际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一关。而宋朝一经录用便可任官，排名在前的即可得到高官。宋朝还不限制应试者的出身，甚至僧道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第二，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由皇帝亲自殿试考选，考生一律成为天子的门生，避免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为名结成同党。第三，从宋代开始，科举正式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封密起来，誊录就是将考生的考卷另行抄一遍。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都无从辨认，做到绝对的公平竞争。这些方法都被后来明清所继承。第四，在考试的内容上，改变了唐代只考诗赋的做法，进士科增加了经义等内容，还设有“明法”科，“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考中者任司法官员。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明代的科举制度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中乡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中会试者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通过逐级考试，统治者可以从中挑选最有用的人才。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时期。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科举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天参加政权的阶梯。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之后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严厉，但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舞弊越演越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所以最终只有走上被消灭这条道路。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多于消极的。从个人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它的消极性体现，假使一个普通人士极度看重他的名望或是某些其他原因一心要成为官吏，便投住一生的心血埋头苦读，本可以开始其他路途发展的机会，但全都不去考虑，有些人还是到死的那天都不能高中，不能够成全他毕生的愿望，含恨而终。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地将科举视为殊死搏斗的政治战场，白白虚度大好光阴，渐渐加速社会的腐败。从社会角度来说：它的积极性体现，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科举制度成为了选拔官吏唯一公正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它的消极性体现，作为一项文官选拔制度，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及近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滋养不少贪官污吏或卑鄙的害群之马，做官位却不做其事，皇帝赋予父母官的政策等得不到实施。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科举制度这样一路走来，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进步，至此古代的科举考试演变成现在的高考。其实现在的高考也有一些当时的科举制度历史存在，两者有着相似性，像当时采用糊名的方法来批阅试卷，现在的高考制度也是需要糊名的，这样可以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像科举考试是选拔全国各地最好的人士，高考也是全国性的，这样有利于更多的精英荟萃，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汇总。像当时都是选举考试第一名的，任职的官位就越高。现在的高考也是选取分数最高的就读最好的大学，以分数高低决定前途。其次现在的高考制度比古代的科举制度具有先进性，古代的科举制度要在学堂住上三天三夜，直到考试圆满结束。而现在的高考不必这样，只是需要两天时间分科考完四门课程。古代的科举制度只允许男子考，做官的更是堂堂男子汉，而现在的高考男女皆可考，废除了性别歧视制度。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通过考试决定做官的机会，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现在的高考是通过考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就读，将来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和最终获得求职的机会。古代的科举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是状元，没有再高的学位，而现在的高考制度之后就是本科生，甚至继续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步步高升。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满清曾经出现舞弊案兴大狱，江南科场狱等混乱局面，手段阴险毒辣，令社会人士都人心惶惶。而现在的高考中也存在舞弊事件，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惩罚手段的严厉性，所以概论已少之又少。 因此，科举制度与现在的高考有其关联对应性，国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项不足，一项制度的实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样做到尽善尽美正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国家输送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付诸于现在高考的制度，必须做到公平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是振兴中国的必然之道 评述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是对魏晋门阀制度的否定，当时是进步的，一直到明清还不失为世界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只是延续既久，流弊颇多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有(1)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举荐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2)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3)提高了官员的素质，推动了隋唐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